再见，高考状元？

也许今年我们再也看不到高考状元“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画面了。

▲2014年08月05日，河南驻马店市某高中大门口处，“高考状元”身着状元服，骑高头大马沿街散发红包，吸引众人合影留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昨日（5月8日）教育部网站的一则消息引起了舆论关注。该消息称，5月8日，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确保圆满完成考试招生各项工作任务。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侍俊，中央保密办、中央网信办、工信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引起关注的是陈宝生的一句话：

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

炒作高考状元曾屡禁不止

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搜索教育部网站发现，早在2005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便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要老是炒作“高考状元”。其后的十几年，教育主管部门，广东、黑龙江、山东、辽宁、安徽等地也曾要求不得对高考考生的成绩进行排名或不得公布“高考状元”。

2013年，北京大学也曾明确表示，不再公布高考“状元”和各省市前十名等所谓反映招生政绩的“GDP”指标。

不过，从历年的情况看，只要高考成绩一出，围绕“高考状元”的炒作依然如火如荼。那么，面对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各地为何“屡教不改”呢？

其实是利益在作怪。

众所周知，一个学校如果出现了高考状元，必定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肆宣传一番，甚至还有游街仪式、立碑塑像等活动。因为社会对于高考状元金字招牌的迷恋，这样的宣传活动在短时间内，能立竿见影地提升本校、本地、本机构的知名度。

而对于高考状元来说，这个荣誉不仅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大学，同时还能获得学校或者企业的大额奖励，更不用说通过售卖“状元笔记”大赚一笔了。

同时，一些地方以高考成绩作为评优的一个重要依据，对学校和教师进行评比、发放奖金，也助长高考状元的炒作之风。

▲高考结束，成都考生将同学抛上了空中以示庆祝。（每经记者 张建 摄）

那么，此次教育部的表态能真正止住炒作高考状元的不正之风吗？

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发现，这次真的不一样了。2018年以来，对于严禁炒作高考状元，教育部已多次发声，并且用词相当严厉。

2月2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

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

3月5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和中学要积极协调新闻媒体，规范新闻报道，不宣传炒作所谓“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3月16日陈宝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

考试评价减负就是要改变评价方式，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这是考试评价减负。指挥棒要让它正确起来。

然后，在5月8日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陈宝生表示，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

高考状元能否成才争论不断

其实针对炒作高考状元，这些年早有不少质疑。

中青在线评论称：

一方面，对“高考状元”的追捧，会让师资、优生源、经费等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占有优势的学校、地方和机构盲目集中，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对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和教育领域的社会公平都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对“高考状元”的集中宣传，也会促成普遍性的“状元攀比”，从而让更多的学校、地方、教育机构陷入到“掐尖”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造成的结果，自然会扭曲教育工作育德育人的的本质，强化“唯分数论”。

可以看出，禁止炒作高考状元，是我国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举措。

▲高考志愿填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高考状元是否能成才的争论不断。新华社曾报道，应试教育造成我国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已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11名内地高考“状元”在面试环节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港大提出的理由是不愿录取“书呆子”。

法制晚报报道，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近7成高考状元已难觅职场踪迹，大多数人恐已“流失”海外。

2016年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则显示，整体而言，状元职业成就平均水平明显高于非状元群体，状元毕业进入职场后，成为各行业“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偏少，在学术界、专业技术领域就职的状元职业成就较高，表现突出；经商、从政非高考状元所长，职业发展不突出。

对于禁止炒作高考状元，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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