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报数据显示，不少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业内人士指出，在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随着资本充足率考核时限渐近，不少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客观存在，加之当前商业银行可使用的资本工具仍不多，作为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之一，冲刺IPO成为近年来中小银行竞相努力的方向。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IPO迈出实质步伐。
2017年报数据显示，不少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业内人士指出，在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随着资本充足率考核时限渐近，不少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客观存在。作为拓宽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之一，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在冲刺IPO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是，当前商业银行可使用的资本工具仍不多。此前监管层已明确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随着首个创新型资本工具面世，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资本工具创新有望在减记型一级资本债、转股型一级资本债和转股型二级资本债等方面有所突破。
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到2018年底前，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7.5%、8.5%与10.5%。
监管部门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资本充足率为13.65%。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指出，从银行总体情况来看，目前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显著高于监管要求，整体达标压力不大，但从结构看，部分中小行存在达标压力。
姜超表示，通过统计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共123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发现，按照2018年底的考核标准，有5家银行不达标，均为城商行和农商行。如果将各项资本充足率与考核标准的差值在0.5%以内算作有一定达标压力，共有21家银行有达标压力，占比超过17%，且21家银行中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行。
从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来看，尽管资本充足率达标，但也有不少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下降。年报显示，2017年南京银行、常熟农商行、张家港行、九台农商行和天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较去年有所下降。上海银行、无锡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锦州银行、青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无锡银行和宁波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以吴江银行为例，该行此前申请发行25亿元可转债，在回复证监会出具的反馈意见时表示，根据预测，在仅依靠内源方式补充资本的情况下，截至2018年末和2019年末，吴江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分别为10.56亿元、25.92亿元；资本缺口分别为15.77亿元和31.48亿元。
除资本充足率考核时点临近外，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认为，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还来自严监管形势下业务不断规范将在短期内消耗大量资本。2018年将是银行业务“规范年”，部分银行已开始“缩表瘦身”，以放缓资产规模增速的方式减少资产“回表”对资本带来的压力。
“按照资本来源不同，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大体可分为内源资本和外源资本。”杨芮介绍，内源资本主要来自于留存收益，外源资本主要通过股权或债权类资本予以补充。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主要依靠内源资本中的留存收益，以及外源资本中的普通股或少量次级债。近两年来，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主要通过利润留存的方式来满足商业银行尤其是非上市银行的大量资本补充需求，在现阶段恐将难以为继。
作为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之一，冲刺IPO成为近年来中小银行竞相努力的方向。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IPO迈出实质步伐。3月，亳州药都农商行向证监会递交IPO招股说明书；4月，安徽银监局批复同意安徽马鞍山农商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申请。港股方面，今年1月甘肃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成为2018年港交所首家银行股；江西银行和九江银行分别在2月和4月提交H股上市申请。
Wind数据显示，目前共有16家银行处于A股IPO正常排队名单之中，除浙商银行外，其余15家均为城商行或农商行。
从排队银行的数据来看，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情况承压。亳州药都农商行3月更新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为11.1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2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21%，达到过渡期内监管要求。
但按照新规要求，亳州药都农商行一级资本充足率须于2018年末达到8.5%。另外，药都农商行曾因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均不满足2016年底的监管要求，被亳州市银监局处罚，随后该行作出相应整改。
此外，西安银行3月底更新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行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83%、11.59%和11.59%，均高于监管指标，但已连续两年下降。郑州银行年报显示，2017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7.93%，距离监管红线较近，较2016年末下降0.86个百分点。
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员孙继强表示，相对海外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内仍缺乏足够的资本补充手段，其中尤其缺乏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永续债，以及强制转股类的资本工具。此外，在定增方面，由于发行条件和审批流程相对债券类工具都更严格，尤其是受制于破净、股市承接力不足等，因此难以成为银行普遍使用的资本工具。
孙继强指出，这种“结构性”的资本工具失衡也反映到了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即其他一级资本厚度不足，但二级资本偏多。
2月，央行发文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或触发事件的新型资本补充债券。3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明确支持商业银行探索资本工具创新并拓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
兴业研究分析师郭益忻认为，监管层鼓励银行通过发行固定收益型工具来补充资本，具体的突破方向有三个，即减记型一级资本债、转股型一级资本债和转股型二级资本债。
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实际和未来资本债发行的需要，郭益忻建议按照“先大后小”、“先一级后二级”、“先减记后转股”的思路有序推进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即新工具试点延续目前从国有大行到股份制再到其他城农商行的推广顺序，同时创新的方向首先应是其他一级资本债。另外，减记型工具已经在二级资本上有了良好的实践基础，接受度相对更高，转股型工具牵涉面广，个性化因素更多，推广难度也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资本工具已经破冰。目前哈尔滨银行和锦州银行两家Ｈ股上市城商行已经推出了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计划，为拓宽其他一级资本的来源做出了有益尝试。
郭益忻指出，一级资本债的发行流程与二级资本债类似，因此部分渴望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同时，更为成熟的减记型工具成为银行的优先选项。预计随着这两单一级资本债的落地，其他银行将快速跟进，减记型一级资本债有望逐步放量。
来源:中国证券网 记者：欧阳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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