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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任国务院副总理 “经济政策核心智囊”开启新征程

    每日经济新闻 2018-03-19 19:40

    就金融而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刘鹤曾经说过一句看了就让人难以忘记的话,这句话,或许能从中窥探出他的风格。在2016年1月出版的书籍《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中,他直言,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每经编辑 张寿林    

    刘鹤 图片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每经记者 张寿林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

    “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刘鹤的最新任命,令人再次想起5年前这句曾让世界为之一震的话。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时,如此介绍刘鹤。

    作为一位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看作是中国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人物,刘鹤这一最新的职务任命,在经济领域引发高度关注。在新征程上,他将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带来哪些新气象,或将成为外界猜测的新议题。

    梳理刘鹤的履历,他的读书、工作,基本都没离开“经济”二字。今年66岁的刘鹤,早年曾有过从军经历,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此后长期在宏观经济决策管理部门任职。2003年3月,刘鹤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于2017年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刘鹤在经济领域的学术造诣也颇有成就。早在几年前,他就曾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而该奖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论文中指出,两次危机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就金融而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刘鹤曾经说过一句看了就让人难以忘记的话,这句话,或许能从中窥探出他的风格。在2016年1月出版的书籍《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中,他直言,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他,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刘鹤是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该奖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鹤是谁?”五年前,当这个名字突然间成为热词时,不少人心怀疑问。如今,这早已成为历史,他的每一次公开讲话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足够重视。

    彼时,刘鹤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政策意见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1月,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在此期间的演讲中,他宣布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刘鹤是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该奖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他的这篇论文选题更值得关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做比较研究。

    刘鹤在论文中指出,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刘鹤还发现,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两者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刘鹤通过历史比较研究获得重要发现: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刘鹤在比较研究的结论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太平洋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肖立晟梳理了刘鹤的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肖立晟发现,刘鹤多年前已经提出通胀不是简单货币现象的看法。货币学派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肖立晟梳理发现,在刘鹤看来,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

    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也正因为刘鹤具有如此这般洞见,于是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

    他,以“改革”二字贯穿全部

    【刘鹤是坚定的市场改革派人物。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改革”二字贯穿全部】

    外界认为,刘鹤是坚定的市场改革派人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全国“两会”期间的2018年3月13日,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标题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文章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必须将改革深入到机构层面。他引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内容: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他认为此次改革的深度具有革命性。

    而在2008年,刘鹤的文章《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指出,在30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成功因子包括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以及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等6个方面。他在该文中还指出,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就是:(一)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二)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三)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通过总体设计推进局部改革的新阶段,这是推进今后中国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基本特征。”他称。

    细品刘鹤简历,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改革”二字贯穿全部。1987年—1998年长期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前身)工作。在此期间的1991年,他发表文章《改革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指出,改革前三十年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力求以高增长速度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地位。

    肖立晟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刘鹤就关注到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肖立晟引用刘鹤的话说,“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

    刘鹤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核心发起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刘鹤便和樊纲共同发起思考深化改革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该论坛聚集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市场派经济学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据刘鹤介绍,政府主要综合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

    “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于是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刘鹤后来回忆道。

    他,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

    【他说,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对于金融监管,刘鹤为《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写过序言,该书于2016年1月出版。刘鹤在序言中分享了三条从金融危机中获得有关金融监管的启示: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刘鹤提出,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

    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

    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刘鹤指出,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肖立晟在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后,总结的心得是,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

    2018年1月,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他在解读中国经济政策时指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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