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根据收集到的“主编、副主编”报价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8000元至21000元不等，“第二主编”价位6500元至17000元，“第三主编”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名校出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２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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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正式出版的书以后，我才发现在版权页和扉页上，副主编加了好几位，一个都不认识。”
近日，高校教师刘强西向记者爆料，若干年前他参与了某高校出版社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XX导论》一书的编写，该书2009年出版，由刘强西的同事、资深教授张文彬担任主编。
“当时，张文彬教授召集我和另两位同事赵顺良和孙玉刚一起编写，大家分工，各写了3章左右，最后由张文彬来统稿。”刘强西老师回忆，当他拿到书稿时，意外发现副主编多了3个人，而且他并不认识。
记者辗转得到了这本2009年版的教材，在扉页背面看到了“编写委员会”名单，副主编一栏，除了刘强西和赵顺良，还有李佳顺、宋志国、王爱东。据刘强西指认，这几位不认识的“副主编”，正是李佳顺、宋志国、王爱东，而另一位参与编写的同事孙玉刚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编委会名单上。
记者细览发现，这本《XX导论》的“后记”由张文彬执笔，其中第三段详细介绍了参与写作的人员分工——第一章由张文彬、杜鹏祥（刘强西的学生）合作编写；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由赵顺良执笔；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九章由刘强西写成；第五章和第八章由张文彬、孙玉刚编写。最后统稿由大家共同修改完成。
那么，多出的３位副主编是从哪儿来的？刘强西说，从编写到出版，全过程没有人和他们打过招呼，但由于出版合同通常是五年一签，现在早已过了追溯有效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时隔几年，这事又被提起来了。据张文彬介绍，上述高校出版社的一位责任编辑再次联系他，表示想对旧版进行修订再版，而且还对他说：“我们还有一个人想评职称，想加个名字。”
从12月6日开始，记者以某高校出版社编辑的名义，以教材再版需要修订为由，与这几位“副主编”先后取得了联系，分别向其索求当年参与编写的教材底稿。结果，3名“副主编”中，王爱东没有说明自己和2009年版的《XX导论》有任何关联，他说：“太久远我都不记得了，我不太清楚这个，也不参与了。”而李佳顺和宋志国则明确表示参与了该教材的写作。
但当记者询问能否提供当年编写的底稿时，李佳顺表示：“时间比较长了，我也换过电脑了，只能给你一部分。说实在话，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编写，人比较多，你最好和出版社联系，他那边有完整的。”而宋志国则对记者说：“时间太久了，你留个邮箱，我找到再发给你。”
当记者想请李佳顺和宋志国确认当年分工撰写的部分都是哪些章节时，两人的回答都是“时间久了，都忘了。”随后，记者又致电当年出版这本教材的某高校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一本书要加个名字，编辑事前肯定会和作者沟通好，但像你说的这种多出了几个副主编，作者都不认识的情况，肯定是编辑有问题，他事前就没有和作者沟通好。”
“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个万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有。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截至12月9日发稿时，记者暂未收到李佳顺和宋志国两位“副主编”发来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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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教材代写，为您职称评审保驾。正规出版，211高校出版社、国家部委直属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安全操作，教师医生可后付款。”在一个有1300多名成员的“图书编辑出版”QQ群里，类似广告循环发送。记者以急需评定职称为由，进群咨询了多名代理。
“您是同行？要什么方面、什么位置？拿大号（注：常用QQ号）加我谈，没有大号就打电话。”代理们一开始很警惕，反复要求记者“用大号”“打手机”“加微信”。
随后一名代理表明身份：“我们是天津某出版社的，和多家高校出版社有合作，每本专著的主编，前三位都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到，也就是上CIP（图书在版编目）。”
这名代理说，副主编无法上CIP，“如果别人跟你说副主编可以上，你得先去查清楚才行。”其他几名代理也证实，对副主编的收费很便宜，但名字只会出现在书的前言。
几番沟通，记者收集到6名代理的“主编、副主编”报价。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8000元至21000元不等，“第二主编”价位6500元至17000元，“第三主编”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名代理称，价位根据出版社的级别定，买家出多少钱就可以挂对应档次的出版社，他所代理的国内一家名校出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２万元以上。
见记者这么有心，一名代理“善意”提醒：“挂名可以，但一般不能预定出版社，因为各家出版社报选题的日期不同，我们一般都选省级出版社，哪个出版社快从哪个社走。”
为了弄清“挂名主编”交易全过程，记者尝试在某QQ群联系了一名叫“袁编辑”的代理。“袁编辑”首先给了记者一串CIP号：2017289572，“《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何某某著，CIP才下来不久，你查查这个。”
记者登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查到了“何某某著”的《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显示，这本书2017年11月由北京XX出版社出版，ISBN（国际标准书号）号为978－7－5402－4771－3。
接下来，“袁编辑”向记者展示了这本书的“作品签约合同”。在这份委托代理协议中，“著作权人（权利人）”是“吉林省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著作签约人（代理人）”即是“袁编辑”所在的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袁编辑”告诉记者，“权利人”这一栏可以写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像何某某一样，委托给代理公司，由后者与他所在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袁编辑”表示：“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假不了。”
记者在上述合同里看到，“权利人”授予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代理上述作品的出版权”，而代理人则“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取各种签约机会，并将联系进度和意见及时反馈给权利人”。
该合同注明，代理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编挂满后6月出版”，落款是“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同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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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发现，代写、挂名、出版、代销，“挂名主编”已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挂名主编”服务的商家不少。一些卖家为了证明自己“靠谱”，还让买家“晒出”了图书实物照片，并留言“合作了很多次，有诚信！”等。
一名卖家说：“只要肯出钱，稿子不用你写，主编、副主编随你挑，你只需要动员学生、亲友在内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书就行。”
为确认“挂名”图书是否为正规出版物，记者根据网店“晒出”的书名、出版社和ISBN，前往国家图书馆，在书架上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书。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出版社出版图书后，应将样本送交国家图书馆。只要未特别标注“非正式出版物”，馆内藏书均默认是正规、合法的公开出版物。
“是正规书不奇怪，因为中介去出版社买的是真书号。”某高校出版社总编辑一语道破，“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
关于这些图书的来源，一名代理称，公司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教材，专供“挂名”出售。根据其提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可供“挂名”出版。此外，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附上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风车”的现象也很常见。
“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说，拿钱买主编还能评职称，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太不公平。
北京科名专利代理事务所合伙人郭杨表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挂名主编”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非法转让行为。
多名中介代理人员表示，买家“挂名”主编、副主编，多数就是为了职称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
“按说这不该作为职称评审依据。”在多家出版社担任法律顾问的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小伟告诉记者，著作权法并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法，“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而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
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书号买卖，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
近期，多家出版社发布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织投稿、出书事宜，对机构和个人的违规行为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应当事人要求，稿件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来源：新华社 记者：陈席元 叶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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