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房有户口，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

下注人力资本

到了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要依赖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来拉动，而这正是依赖人本身的行业。

严格来说，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的称呼是个非官方概念。

为了进行住宅销售价格调查，国家统计局曾将国内70个主要城市划分为三类：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二线城市为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共计31个城市;三线城市为除此之外的35个城市。

相比于没有异议的四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榜单颇有争议。《第一财经周刊》在2013年根据一系列政治、经济指标评出了中国的15个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和无锡。这些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二线城市。

人口净增长无疑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公众号智谷趋势的研究，这些二线城市中的大部分都在过去五年间人口净增长超过了25万人，二线城市中的天津和重庆，在过去五年间人口净增长超过了100万。

与人口增长相对应，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相对快速的时期。根据最新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GDP数据，济南、成都、杭州、厦门、长春和南京的增速在8%及以上，高过了广州的7.9%。宁波、西安、青岛、武汉的增速也都在逼近广州。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增速分别为6.8%和6.9%。

武汉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城市发展的远景规划《武汉2049规划》，其中写道，希望通过转变发展动力，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使科技创新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而当下的人才战略正是响应城市远景发展规划的动作。

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教授陆铭认为，地方政府在这个时点争夺人才，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南方周末说，中国过去依赖石油、石化、煤炭等高度依赖土地、廉价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到了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要依赖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来拉动，而这正是依赖人本身的行业。

武汉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樊志宏说，武汉是比较早就确立了要以人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城市，“城市工作不是高楼大厦，不是车水马龙，它的核心是人。”他对南方周末说。

抢“人”，并不仅仅只是争夺人才，也指人口的绝对数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未认为，现在中国说一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力和吸引力，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人口。人口一般是以常住人口来衡量的，“特大城市评估标准的第一个指标就是人口，正因为如此，南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经提出过要建设千万人口特大城市的目标。”郭未对南方周末说。

以往，人口流动的一个最关键障碍就是户籍制度。但从2016年开始，政府决心逐步清除这个障碍。

2016年3月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要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对于省会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要求全面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放开。

纲要发布之后，国务院又印发《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实现1亿人落户城市，把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的指标。

2017年多个省会及主要二线城市放开落户，推出吸引大学毕业生的政策，正是以“十三五”规划要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背景。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最早是从1984年开始，“喊了好多年，也改了好几轮，这次真的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文凯告诉南方周末，二线城市像武汉、济南等，原来的改革都还是说买房子才能落户，但现在很多地方租住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落户了，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大部分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还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更多的偏爱，在数份关于人才政策的文件中，南方周末都发现了将人才区分为几档的奖励和补贴办法。

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教授陆铭毫不讳言对当下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悲观，他认为二线城市对受过高等教育且相对收入较高的人群开放落户的政策倾斜，会对城市发展带来隐患。

“在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人才结构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会导致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时在城市里集聚。”陆铭说，现行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城市吸引高技能人才，但是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排斥，长期发展一定会带来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短缺。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讲，这其实不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

他表示，这一政策也有违公平原则。因为户籍是与公共服务捆绑的，上述政策等于把公共服务的优先获取权给了相对收入较高的人，而这实际上违背了世界范围内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照顾穷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