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津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新闻117发布了一篇“对话‘蝶贝蕾’高级头目”的报道。报道援引警方的话称,“蝶贝蕾”会员日均只有生活费7元,代理商月入高达三四十万,而“蝶贝蕾”高级头目杨某某却说他至今仍未赚到钱,显然是在撒谎。警方认为,杨某某谎话连篇是为了逃避刑责。
8月8日晚,记者在静海公安分局看守所内见到了”蝶贝蕾”高级头目杨某某,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杨某某已升至“五级三阶”中的第四级“代理员”,距离问鼎“代理商”仅一步之遥。7月11日晚,他于静海一高档小区内被警方抓获。
1988年出生的杨某某很能言善辩,他声称自己毕业于南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专业,拥有正规本科学历,常一脸认真地反问记者,以帮助自己躲避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时候,他的回答却又显得荒诞无比。他的行为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被洗脑过深至今仍未清醒,但杨某某案的负责人、静海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梁支队长告诉记者,杨某某头脑很清醒,谎话连篇是为了逃避刑责,但警方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现在他的口供已不能影响定罪量刑。
(嫌疑人杨某某)
犯罪嫌疑人善狡辩 传销组织成了慈善组织
杨某某告诉记者,他2012年来到天津,但没有找到工作,通过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网友来到了静海,当时是为了“工作和玩”。
虽然他下车后也有人接站,也被带入了一处农家院,但他之后的经历与众多被解救者或逃离者所说完全不同,“我走到哪也有人跟着,但是没有出现收缴我手机的情况,大约一周后,我开始接触‘蝶贝蕾’的相关内容。”
他至今否认“蝶贝蕾”是一个传销组织,他声称他们在做的是网络营销,在他口中,“蝶贝蕾”更像一个慈善组织,没有暴力,没有欺骗,来去自由,甚至不用发展业绩,也能在组织里白吃白喝,而他不过是个小领导,主要任务是照顾大家的吃喝。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来佐证“家”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个小孩,1994年的,无父无母,以前都用洗衣粉洗头,我们用洗发水给他洗头,他哭着喊我们‘哥’。”
杨某某的这些表现,梁支队长并不陌生,“他是被抓获人员中比较顽固的一个,刚被抓获后进行审讯时,由于其思想准备不足,虽然也狡辩,但只要我们出示了证据,他无法自圆其说,还能说出一些可信度较高的内容,之后他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就开始竭力对抗审查。”
梁支队长表示,杨某某所说的进入组织不限制自由、没有暴力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已经抓了4个寝室长,都是他的网络里的,这四人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供述,存在暴力行为。新人来了以后肯定会被限制人身自由,先带入寝室,收缴全部随身物品,由专人看管,之后接受1-5天的培训,这期间天天考试,强行洗脑。新人洗脑前,男的叫帅哥,女的叫美女,洗脑后至少购买一套产品成为会员,而后统称‘老板’,这个称呼意味着他们的‘事业’起步了,可以去骗更多人了。”
居所内搜出4大张手绘树状图 人人都用假名字
根据其他“蝶贝蕾”内部人员的指控,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了杨某某身上,掌握了其住所后,警方经一天蹲守,在静海一高档小区内将其抓获,同时被抓获的还有“蝶贝蕾”另一名女代理员田某。
在杨某某居住的三居室内,警方搜出了4大张手绘的树状网络结构图,“每一张都有工程图纸那么大,记载着传销网络里每个人的姓名,有的还加注了加入时间,这种手绘图只有代理员级别的成员才会掌握。”梁支队长说。
杨某某不愿讲述“蝶贝蕾”的内部架构和“晋升”方式,但静海警方依据这些手绘图和其他参与人员的口供,已经将“蝶贝蕾”的管理模式查清。
所谓“五级三阶”制,指的是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五级,同级之间也有等级之分,比如杨某某与田某同为代理员,但杨某某是资深大代理员,田某刚刚晋升,是小代理员。
新人交了2900元后成为会员,同时填写一张“上线单”,“上线单”记录了会员真实的个人信息、发展人姓名和寝室长姓名。填写完“上线单”后,会员会获得一个假名字,之后在组织里,大家都不再使用真名,包括手绘树状图上记录的,也都不是真名字。
新人加入后被编入寝室,每个寝室十二三人至十五六人。寝室设有一名管家,通常由女性出任,主要负责内勤工作,一大一小两个扛家,主要负责人员看管,一个寝室长,作为领导对“大导”负责。每6-8个寝室由2-3名“大导”共管,“大导”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管理人员,有人负责管理被收缴物品,“大导”由培训员级别担任,对上级代理员负责。杨某某被抓获前就只与“大导”接触,他掌管着8个寝室,前期抓捕人员均只知道他的化名。
成为代理商一段时间后必须退出,重新以会员身份加入,“这是由精算师计算后制定的方案,如果一直不退出,后面将无法再分配利益,为了不让自己利益断档,成为代理员后,传销人员就开始使用另一个假名字以会员身份发展下线,网络里有不少人一人兼有多个身份。”梁支队长说。
会员日均生活费7元 代理商月入三四十万
杨某某说,他至今仍未赚到钱,之所以还留在组织里不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他听说有人赚到了钱,但具体赚了多少他不清楚, “这个组织里还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是我所不了解的,我很好奇,想要到达那个地方去看看,如果真的到达了发现赚不到钱,我也会告诉我手下的人不要再做了。”说这些话时,他表情真挚。至于他所说的另一个不愿离开的理由,则显得十分荒诞——在组织里看到其他人很开心,他不赚钱也希望身边人能过得更好,并表示想帮别人赚钱。
杨某某显然又在撒谎,他在组织里的收入已相当可观。
梁支队长告诉记者,“蝶贝蕾”的利益分配很复杂,传销人员可以赚取直销奖、差额奖、育成奖等多种奖励,仅以直销奖为例,5级人员所获提成百分比均不同。“蝶贝蕾”专门购置了一套软件计算提成,由专人将会员的“上线单”收集起来做成报表,通过QQ发送给上级,软件基于报表生成业绩单并打印出来,在每月的25号给成员分钱,低层分配后,刨除基本生活费,剩下的钱就都是代理员和代理商的了。“我们已经抓获了‘河北网’的5个代理商,连出局的也抓获了,据他们供述,每个月可以挣三四十万元,今年6月,我们将一名正在取钱的代理商抓获,那个月他分得了十多万,算是比较少的。”
杨某某作为代理员,即使到达不了月入数十万的水平,但至少生活条件已经比那些住在垃圾堆旁、三餐馒头咸菜的会员强了太多,他租住的三室一厅租金也是由会员缴纳的会费支付的,而那些会员每天的生活费标准只有7元。
梁支队长告诉记者,广东确实存在名为“蝶贝蕾”的企业,系被传销组织盗用品牌,只有代理商知道这个组织的真相,直到临退出前,代理商才会将真相告诉他的接班人,组织里培训员及以下的成员一般都是蒙在鼓里的。
然而,当警方捣毁了窝点,告知这些参与人员真相后,绝大多数人却还是不愿离开,“今年年初我们捣毁了几个传销窝点,抓住了4个头目,却有大批参与人员难以处理。据我们的统计,每100个参与人员中,真正盼望警方前来解救的也就一两个人,95%以上的人都不愿离开,我们买了火车票想将他们遣送回原籍,但是他们上了火车就下来,千方百计要回到静海。从他们的行为我们分析,这个传销组织里的低层参与者也是能获利的,因为大多数人家庭条件不好,找工作受挫,在这里一边能挣钱,一边眼红代理商挣大钱,他们不会甘心离开。”
杨某某对警方和媒体都表示,他迄今为止只购买过一套产品,梁支队长认为这完全有可能,“购买一套产品入门再靠骗其他人升级,骗亲戚朋友是有限的,但在网上骗网友就容易多了,这也是‘蝶贝蕾’主要招收年轻人的原因,他们可以无牵无挂地异地务工,并能熟练使用网络。”
坚称不知李文星 负隅顽抗是徒劳
采访过程中,杨某某坚称两点,一是自己没害过人,二是他不认识李文星。梁支队长表示,警方目前掌握了“蝶贝蕾”的4条网络,李文星属于河北网,杨某某属于河南网,各个网络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杨某某的种种行为跟被洗脑的关系不大,他是在努力逃避刑责,包括混淆传销和直销,强调自己没害过人,不断降低自己在组织里的领导级别,称自己只是个小领导。虽然他越来越狡猾,但这些举动并不明智,我们已经抓捕了很多人,这些人对他进行了指证,我们也有完整的证据链。”
8月9日上午,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依法批捕“蝶贝蕾”涉案头目9人,其中包括杨某某,另公布据初步统计,仅2016年9月至今,杨某某所在的传销团伙在静海区共发展近400人,涉案金额490万元。
与此同时,梁支队长正在南京对两个逃窜的“蝶贝蕾”河北网培训员实施抓捕。
来源:天津日报·新闻117(微信公众号ID:news117)记者 顾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