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长期过程 不是简单做“减法”

税费负担在降低，融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下降。根据报告，样本企业外源融资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各期限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幅最大。

不过，税费负担降的效果如何，样本企业的量化指标只能作为参考，也不能过于依赖平均数字。毕竟，让所有企业有感觉的负担降低才有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年初和全国两会期间，有民营企业还在抱怨国内税费负担较重。虽然有些企业的看法可能有误区，但是降低税费成本，让更多企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却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经过营改增，企业对于税负成本的降低是有切身体会的。上述报告中的样本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但是对市场主体而言，这方面的成本从来就不单单指的是税负——而是税费负担。形形色色的收费项目，远甚于税费。税负来自法律，费用则来自各级政府与部门。因而，降低税费负担，除了减税和减少乃至取消收费项目，更重要的是提升权力部门和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正确区隔税与费。尤其是一些权力部门，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惯性去任性收费。

当然，融资成本也是这样。融资难融资贵，对于一些大型国企和知名民企来说或无感受，但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却是难解的“痼疾”。让中小微企业觉得融资成本降下来，样本意义更大。

至于制度性成本，全社会和市场主体的感受或更为彰显。自上而下的简政放权和“放管服”，以及特殊区域如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制”，这些权力层面的主动改革，对于市场面的动力和活力释放具有不容忽视的正面作用。同时，制度成本降低、依法行政的水平提升和监管思维的更新，这些隐形成本的降低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更大。

实体经济亟待降低的六大成本中，税费、融资和制度三项成本属于政策性引导和主动作为下的降成本，也可以说是权力层的主动降成本。从报告可以看出，这三大成本降得快有成效。

但是其他三项成本，即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市场配置的因素更强，不可能用行政主导的方式去“一刀切”，因而降成本是个复杂甚至长期的过程。

以用工成本为例，劳动力价格攀升属于“现代化规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升。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决定着产业工人的工资上涨；二是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也要求产业工人的工资加速；三是社保制度的全覆盖也意味着社保成本的增加。

人工成本要降，比如降低过高的社保费率（高于发达国家），但是人工成本整体上升是趋势，毕竟关乎民生福祉。加之城市生活安居成本较高，户籍制度的藩篱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鸿沟还在，城市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城乡居民之间的同权待遇呼声很高。加之通胀因素的影响，用人成本只能涨得慢一些，而不可能降得快。

降低人工成本也并非无所作为。一些垄断高薪行业的用工成本应该降下来，尤其是畸高的社保费率有降的空间。降低人工成本，应该分产业和行业，高的降下来，低的涨上去，公平至上是基本原则。

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实体经济样本企业原材料成本出现较快上升，同比上升了7.21%，其中，制造业样本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同比上升了7.84%。同时，企业还面临用地及房租成本普遍上涨、用能成本有所上升。

现在依然是市场的波动和转型期，原材料价格的涨跌，属于市场因素，市场主体必须承受这一市场波动。降低物流成本，政策面还有可为空间，比如理顺市场链条，减少中间环节，提升路网水平，打破地域限制形成统一大市场等。用能用地成本也可以通过有序的宏观调控来降低，但是必须符合市场规律。

降成本是长期过程，不是简单地做“减法”，从相关部门到市场面还需继续加力。（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