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世遗”大国要避免患过度开发“依赖症”

张敬伟

7月7日，在波兰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仅过一天，到7月8日，厦门鼓浪屿也成功申遗，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2个。

中国的悠久历史、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决定了中国“世遗”大国的定位。这既是中国的光荣，但厚重的遗产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世遗”不是拿到世界遗产的“招牌”就算了事，而同样也可看作“戴上了镣铐与紧箍咒”，必须严格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谨慎开发、做好保护。

维持世界遗产的原生态是进入“世遗”俱乐部的苛刻要求。在没有成为世界遗产之前，像厦门鼓浪屿这样的旅游胜地，还可以按照相对宽松的市场模式去经营；但一旦成为“世遗”，鼓浪屿上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和这些历史文化建筑相关的社会、文化要素就决定了不能再轻易去做开发或者改动了。因为鼓浪屿的实体建筑和文化内涵已经形成了这一岛屿整体的文化风格。任何来自资本面基于开发建设的冲动，都会受到“世遗”规则的限制。否则，不仅可能遭遇被黄牌警告甚至除名的尴尬，甚至地方政府或管理者还要背负破坏世界遗产的恶名。

客观而言，无人区的可可西里，要做到原生态并不难；但是鼓浪屿呢？一旦入了“世遗”，旅游业恐怕将会受到影响。

未来厦门鼓浪屿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防止“世遗”的盛名变成功利主义的催化剂，而这可是有许多前车之鉴的。譬如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就曾说过：“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成为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

比如丽江古城，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大量迁出，过度进行商业开发，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在2007年，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还也有一些地方，刚刚进入“世遗”名录，旅游票价就大幅上涨。

借申遗促开发，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地方在申遗问题上的通病。更讽刺的是，个别申遗的地区并非不知道保护文化遗产和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但还是把功利主义做到了极致，以至于庸俗化了。

各地的申遗热情，当然与经济利益驱动有一定的关联。数据显示，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约1000万元，申遗成功后第二年就高达2700万元。除了可观的门票收入，“世遗”所在地还能获得更深层次的产业链利益，比如增加娱乐、酒店等产业产出，自然也带来了当地就业、人均收入和地方财政等的综合红利。

但在另一方面，申遗也有风险——申遗不是简单的“申请”，要达到申遗的标准，既要“拆”，拆掉影响申遗的多余建筑，又要“修”，修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要修复如旧，恢复其原生文化形态，而拆与修都是要烧钱的。地方政府申遗多数情况下烧掉的是地方财政。由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集中的地方往往处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烧钱换遗产有时会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此前就曾有过西南地区某个吃“财政饭”的贫困县，因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而背负2亿多元高额债务的先例，这足以给一些有申遗冲动的地方敲响警钟。

即使“世遗”真的成了“金字招牌”，并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但因此而产生的过度开发却可能给世界文化遗产带来巨大伤害，敦煌莫高窟因游客远超负荷而加速壁画氧化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申遗到底是为了对自然环境和文化进行保护，还是为了要发展地方经济的功利性目的，这个定位必须要落实。其实，中国“世遗”也有较为纯粹的保护项目，譬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虽然也是世界遗产，但几乎没什么人去。但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而且保护得非常不错，真正体现了这些文化遗产原生态存续的目的。

客观而言，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申遗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从全球范围看其他国家，申报遗产成功之后，旅游业随之增长的常常只有不到40%（据中山大学课题研究）。因此对于国内想要申遗的一些地方来说，一定要对功利主义的因素有所节制，而要更注重保护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对于新入“世遗”名录的鼓浪屿和可可西里而言，尤其要把握好这个平衡，为后来的申遗者提供正面的范本。(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