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凌
近期，伴随着A股市场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围绕IPO、监管制度等焦点问题出现了各种讨论。新股发行是否应该减速甚至暂停？它与指数涨跌到底有没有关系？严格监管是否意味着打压股市？注册制是否应该写入正在修改的《证券法》？已经被“妖魔化”的注册制到底还搞不搞？
在股市下行时，有这些争论都很正常，参与各方也都是本着让中国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初衷建言献策。既然出发点一致，我们不妨回眸海峡对岸的台北股市的发展历史。
同宗同源的台北股市，当时无论是从股市投机文化、投资者构成，还是从法律传统等角度，和今天的A股市场都很相似，台北股市的发展改革对A股市场是很好的镜鉴。
1990年，台北股市经历了巨震，从12682点的历史最高点暴跌到2560点，只剩下一个零头。结果大家请愿，希望监管部门宣布未来一年之内不批准新股上市。当时的监管部门负责人戴立宁亲自在各地举办了7场座谈会，把券商等市场参与方全部找来一起谈，向大家解释宣传他的IPO理念：过分收紧IPO和再融资的结果实际上是妨碍了股市的发展，其实新股上市往往会创造更新的投资者。
后来他在媒体专访中回忆：“我说这个市场需要改革，因为这个市场中破货烂货太多了。现在非但不能停止上市，相反还要让更多公司上市。一开始很多人反对我的这些看法，但后来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整个市场状况发生了改观，很多人又转而赞扬我。”
反观A股市场，已经经历了9次IPO暂停，新股发行往往为股市下跌“背锅”。一旦行情下行，就有“为民请命”者慷慨陈词“逼迫”监管层减缓或者暂停IPO，给监管层施加压力。
IPO发行节奏应根据市场行情适度化，不搞IPO新股超发，也不应迫于部分“专家”和投资者的舆论压力而停发。
1988年，台北股市监管机构对证券交易制度进行了大规模修订，开始引入注册制，使股票发行审核兼有核准制和注册制。在注册制改革过程中，主管机关持之以恒地大力推动，过渡缓慢而艰辛。起初只是引入注册制的成份，随后逐渐增加注册制的比重，最终演化到完全采用注册制，共历时18年之久。
毋庸讳言，A股市场注册制改革现在存在很大争议，就连写不写入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也莫衷一是，现实中也不乏对注册制的否定甚至“妖魔化”，似乎注册制成为了市场禁忌，一谈注册制市场就噤若寒蝉。
我们应有推进注册制的恒心，可以设置注册制准备期和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实行核准制和注册制的“双通道制”，让注册制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平稳过渡。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急功近利地IPO新股超发，或者对注册制讳莫如深。
戴立宁还有一个生动的“果汁理论”：不同的投资人偏好不同，监管部门不应该把人们的口味格式化，而应该把各种公司都提供给投资人，唯一的要求则是：必须做到信息公开，就像果汁要标明浓度一样。
新股发行如何让优秀的公司脱颖而出，培育自己的伟大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让国内投资者分享优质企业的红利，是一个呼吁多年而暂时还没有解决的沉重话题。
腾讯、阿里、百度等标杆企业纷纷“远走他乡”，阿里巴巴市值突破3000亿美元；凭借3350亿美元的市值，腾讯成为了港股市场最大的公司，贡献了16%的恒生指数总市值。
让优秀公司脱颖而出，不少专家献计献策，例如让全体投资者或者C类机构投资者投票公选而优先排队，但资本的逐利性恐怕很快就会让这样的举措变味。
苹果、腾讯类的榜样公司不是核准制下发审委选出来的，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搏杀出来的。
只有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注册制的大浪淘沙，才能真正让优秀公司脱颖而出。只有大开大合的机制，才能诞生A股市场的伟大公司。
尽管目前创业板不断下行，市场偏好发生改变，但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兴产业依然是中国经济最具成长性的行业，其高成长、轻资产特性代表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在制定更加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的IPO政策之前，让优质中概股回归，无疑是一个暂时变通的较好对策。在严格控制单纯的跨国际市场套利行为的同时，应该选择中概股中的优秀公司回归A股市场，让真正的新经济内生增长胚芽移植国内。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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