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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周末回工作邮件的方式已经有500年历史了,都怪英国

    每日经济新闻 2017-05-25 17:49

    每经编辑 李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每经编译

    西方历史的某个时刻,让时间突然变得更有价值——这都是英国“惹的祸”。

    这也是西方人对现今生产力倍感压力的原因。我们把手机带到瑜伽课上;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吃饭;我们手头的“活儿”一个接一个,导致“周末”也称不上周末,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英国十五世纪开展商业贸易之前,对时间的管理和评估还更多地停在个人层面。农耕经济时代,人们在城镇范围内随季节的变化进行以物易物,大多物品也都源自本地资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有生产力在那时都按照自然规律进行。

    然而重商主义出现了,其最核心的经济理论之一便是人们对待时间的方式与国家的财富直接相关。据当时经济学家的理论,任何形式的无所事事都令国家蒙受损失,且被定为重罪。不管是介于“农忙”还是“农闲”之间的时间,或是其他任何时候的时间,如果没有花在工作上,那么就是“简单而粗暴”的浪费。

    “时间就是金钱”应运而生,但只有少数人独享其成。

    重商主义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意味着最大化国家财富,从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增强本国实力。德国学者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在其1684年出版的《奥地利富强论》中对此有所论述。他总结说,国家的每一块土地都应被用于农业、采矿业或是加工制造业。一切要经过制作才能使用的商品应在本国进行加工,而不是废弃或是作为原料进行交易。禁止进口,如确有所需,则应以物易物,而不是直接拿黄金或白银购买,因为国家要储备这些金银。最终,大量的人口将源源不断地被雇佣以从事货物的制造和生产。

    以英国为例,绝大多数人被迫成了廉价劳动力。且不同于后来资本主义的承诺,在那时向上的通道是关闭的。1732年,荷兰哲学家、评论家,后来成为伦敦居民的伯纳德·曼德维尔曾机智地写道:

    “在一个不允许奴隶制的自由国度,绝对财富来源于众多廉价劳动力……他们不应被饿死,所以他们的所得就仅够温饱……这符合所有富裕国家的利益,绝大多数的穷人都永远不该无所事事,并且不断花光他们的所得……为了在最苛刻的情况下保持社会幸福和人民安定,必须要有大量无知且贫穷的人口。”

    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如果穷人数量增加,但工资仍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穷人就没有时间消费任何物质资源或时间,而这两者却为富人所保留。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会变得更加富有。

    商业贸易自诩其做法是为了帮助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英国不光坚持认为,对穷人来说“苦难是最好的疗法”,否则穷人自然而然地会陷入懒惰和懈怠,而且还认为高工资必将导致罪恶、酗酒以及不检点(换句话说,即大把的空闲时间)。 1771年,经济学家亚瑟·扬(Arthur Young)断言:“除了傻子,每个人都知道,永世贫穷才能使下层阶级辛勤工作。”

    重商主义就是“利用贫穷”,埃德加·福尼斯(Edgar Furniss)在1920年出版的《民族主义制度中的劳动者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中如此宣称。

    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意味着挣更多的钱,但穷人从未见到过分红。

    对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和周边国家来说,重商主义被当做是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收益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假如一个国家生产的货物和劳动力人口都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赢家”。因此,勤奋地利用时间与赚取的工资直接挂钩。

    为了创造关于时间的紧张焦虑感,西方重商主义国家坚称不利用时间是可耻的,并且还必然会伤害自己的家园。

    重商主义最终在十八世纪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事后看来,作为商业贸易的“卖点”——积聚财富的惯例实际上降低了一国金银储备的价值。更不用说,闭关锁国和限制对外国供应的依赖,使得所有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出现大量原材料剩余(比如英国的气候从来都不利于酿酒)。现在,重商主义已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原始的经济手段。

    但“被迫勤奋”的影响依然存在。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第二篇论文中论述道,世界的财富是由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人们对土地上的自然资源施以劳动,也将有权拥有该片土地。这一想法吸引了大多数新世界的殖民主义者、清教徒、农场主和资本家。他们声称财富可以通过足够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而辛勤劳动极易将一个人从贫穷阶级区分出来。

    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霍尔在1805年曾说过,“穷人的闲和富人的闲被认为不是一码事,连叫法都不同。”霍尔显然不是在讽刺。“对穷人来说,就叫懒惰,是所有邪恶之源。”

    当今美国社会依然如此。人们关注职业经济,硅谷精英发明的这套系统旨在让人们控制工作和时间。实际上,工作吸引了这个国家囊中羞涩的人群——那些没有社保、退休金和工会权利等的个体。最重要的是,对于美国人对赋闲的焦虑,工作发挥了作用,我们需要争分夺秒,无论我们“需要”现金与否。简单地看上去很忙实际就相当于货币本身,以此来避免由闲散而带来的耻辱感,特别是对于穷人和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Peter Temin在他的新书《消失的中产阶级》中认为,美国实际上正在接近一个二极体系:一个是控制着财富和权力的少数白人上层阶级,而一个则是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广大下层阶级。

    这不再是技术上的重商主义,但劳动力的分配却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也许不会把工作称作强迫劳动,但对穷人来说,又是别的什么吗?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工作就等于“浪费时间”或是“失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假期”或“休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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