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特朗普减税丰满理想会否遭遇骨感现实

陈季冰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即将届满百日之际送出一份减税大礼，被称为“自里根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从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第一，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第二，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开征10%的惩罚性税收；第三，将个人税从目前的7级简化为3级，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并将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5%。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府债务节节攀升，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奥巴马任内美国爆发过多次“债务悬崖”危机，2013年10月，联邦政府一些部门还关门停摆。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减税这样的好事何以引起激烈反对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共和党信奉的经济哲学。

西方国家在度过了二战以后的30年黄金增长期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被称为“滞胀”的经济困境。所谓“滞胀”，就是低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状态，这是大萧条之后横空出世并备受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凯恩斯奠定的宏观经济学一般规律，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三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为了对此作出理论回应，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掀起了新的学术变革，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里根经济学”。

从经济学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一新兴的学派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说，它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建构。该学派更多地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发展出了一套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其核心理念在于：现代经济中的“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因此改善供给才是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根本动力。这与凯恩斯主义力主的刺激需求背道而驰。

这一学派的政策建议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便是减税和放松不必要的政府管制。该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这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这套学说不久后被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拿来推行，并成为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金科玉律。按照这一学派的经典说法，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会扩大国家的税基，因此即便税率下降了，国家的税收总收入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自里根以后，每一届共和党政府都将减税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首选使命。特朗普也不例外，除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他在竞选期间的最重要经济口号就是减税。

然而，如果真的是于国于民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会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呢？而且反对者中还有不少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谁能享受到减税的大部分好处

事实上，自这一新的经济学流派诞生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里面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

在经济上，一些严肃的评论者指出，一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财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并不像鼓吹该学派的政客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与该国目前的财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这一学派政策的实践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欧洲小国爱尔兰通过对企业大幅度减税和松绑政府监管，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前去投资，带动爱尔兰经济实现腾飞，帮助它在短期内由一个穷国一跃而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这大概是该学派最辉煌的战果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但在这一学派的摇篮美国，它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对“里根新政”并不欣赏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赢得了一波靓丽的高增长。在克林顿任期的后半段，美国联邦政府连年出现财政盈余，这对于今天这一代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接替克林顿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其结果是迅速挥霍掉了克林顿积攒下来的政府盈余并很快负债累累（这当然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有重大关系），但美国经济并未取得比克林顿时代更高的增长。

在小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甚至爆发了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所以，克林顿在讽刺共和党的经济主张时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没在名牌大学念过经济学，我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的穷人家的孩子，但我会做简单的算术题。”

减税政策的反对者还不无洞见地指出，税收变动会对经济行为造成复杂影响，减税未必在任何阶段都一定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例如，减税将增加企业并购，并改变公司的财务行为。这很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举个简单例子，当税率比较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压低利润，这会促使它增加支出，其中包括投资和研发；而当税率大幅度降低后，它会倾向于更多积累现金利润，因为这样能够推动它的股票价格上涨。

如果这一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减税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目前就是）不仅不见得能够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研发，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当减税伴随着金融监管放松（特朗普正打算这么做）时，情况尤其如此。在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后，IMF立刻提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金融风险。

对减税更为激烈的抨击来自政治方面。几乎所有支持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人士都认为，减税会加剧美国已经极为严峻的贫富分化。《纽约时报》资深评论员纪思道干脆在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此次减税提议怒斥为“抢劫”。

这部分左翼人士的逻辑是这样的：减税将减少政府收入，其结果不可避免只有两个——或是“节流”，即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直接的如削减社会福利；或是“开源”，无非是更多举债——无论上述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都将明显有利于少数富人，不利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

谁都知道，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税也越多。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2万美元的贫穷家庭，政府本来就收不到什么税，减税对它没有任何益处；而对于一个年薪2000万美元的大公司CEO，这次税改或许能让他一年少缴纳几百万美元税款。

换句话说，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让高收入阶层拿走了。但减税带来的坏处，不管是社会福利减少还是公共债务增加，都将由全体美国人民平均分担。而且，越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越依赖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福利，有钱的富人在这方面完全支付得起私人服务。

总之，在反对者看来，减税就是在“劫贫济富”，有违社会公正。因此，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猛批特朗普减税政策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由于减税的最大获利方正是特朗普自己这样的亿万富豪，总统本人与这一政策存在明显的“利益关联”。

●避免让减税异化为选战或政治博弈工具

笔者并不想在本文中轻率地判断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利弊前景，我只是希望能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会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

就个人的一点学习和思考而言，我认为“里根经济学”及其学派的政策主张中蕴含着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既要尊重经济学的一般共识，也要实事求是，细致地分析具体问题，寻找到富有针对性的答案。

例如，从实践效果来看，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福利国家”，北欧的瑞典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它的高福利和高税收。

但以我十多年前在瑞典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笼统的感观有很大的偏颇。瑞典的税负水平的确很高，但这主要是指个人税，事实上，瑞典平均的企业税在整个欧盟仅居于中下游水平。以至于有人说，社会民主党（瑞典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敌视富人，却偏爱富有的企业。

我相信，这种税收结构是瑞典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且全社会贫富差距始终很小的重要原因。但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可能更有助于“里根经济学”及其学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但政治上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对个人减税远比对企业减税更容易获得多数选民支持。

在民主国家，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减税经常被用作选战或政治博弈的工具。减税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欢迎，因为人们总是对能够对自己产生立刻和直接影响的事务更敏感。

减税让选民的钱包立竿见影地鼓了一点起来（不管鼓得多还是鼓得少），当然让人开心。至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公正之类的宏观和长期问题，往往不在大多数普通选民的认知半径中。

所以有人说，在民主国家，提议增税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眼下几乎无一例外堆积如山的原因。

然而像比尔·克林顿那样懂一点简单算术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大爆发，而且到头来必将严重地损害经济，近些年的欧元区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冰川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