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别高谈新加坡模式 有种模式可以叫“雄安”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可以展开最新最美的畅想，比如，关于雄安新区的房地产模式。

日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做客《人民直播》时表示，国家将在雄安新区试点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找出一条能够发展房地产，又能够控制房价，保证更多需要有住房的人有房住，一条适合创业者、城市经济发展的房地产改革新道路。

因为邬贺铨提到了新加坡的经验，于是雄安新区要走新加坡模式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甚至有人高呼到雄安新区去看新加坡模式。

雄安新区的房地产发展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当然值得讨论。可以肯定，它不能再是从前那种“土地财政+房地产投资驱动+炒房成风”的模式，新加坡模式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就此认为，雄安新区要走新加坡模式，却有些过于联想、不切实际。

房地产的新加坡模式，即所谓组屋制度。新加坡政府低价购买土地，由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组屋，再以适宜价格提供给居民，优先保障满足基本民生需求。而且，对于不同层次需求的居民，新加坡推出不同类型的组屋。

到2010年，新加坡就实现了“80%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其中95%的人拥有组屋。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不太一样，它的目标群体是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并非只是社会下层。

看起来的确很美。但是，也必须要意识到，新加坡模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如果简单照搬，未必能如愿以偿，而且很可能是“南橘北枳”的结果。

首先是地从哪里来的问题。新加坡模式前提条件，是低价的土地购买。新加坡政府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被征用土地的地价国家有权调配价格。

中国的土地制度保证了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垄断供应，但是相关法律制度对征地也提出了“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预期之下，市场化的补偿价格不可能太过低廉。否则，如何回应当地居民那种“天上掉馅饼”的财富效应？

其次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是新加坡组屋唯一的提供商，税收和淡马锡投资公司的收益，都可以是建设资金的来源，而且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水涨船高。法定的公积金制度，以及政府优惠的房贷利率，则成为居民买房重要的资金来源。

现在还一穷二白的雄安新区，当然可以有雄厚的财政转移和信贷资金支持，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我们的公积金制度和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并不完全相同。

然后是组屋怎么分配的问题。新加坡政府规定，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买新的组屋，永久居民只能购买二手组屋。组屋购买5年之后可以出售，但政府将按照市场商品房价格征税，以作为政府当年对屋主补助的回报。

在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一种计划体制，即政府严格控制了组屋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制度也许适合新加坡这样的社会，但可能难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雄安新区尽管需要行政手段的强力推进，也需要行政资源的强大介入，但是终归是要为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做探索，而不是在某些方面回到老路上去。这可能是新加坡模式最不适合雄安新区的地方。

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而雄安新区是京津冀的一部分，要走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路子。它要让各种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流通，而不能设置更多障碍。尽管它可以另辟蹊径，但却不能封闭起来特立独行。

雄安新区之所以要走出新的房地产模式，是要避免重蹈住房上涨过快的覆辙，从而使年轻创业者有房可住，保障投资热情，建设创新发展示范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只有新加坡模式可以走。

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现有房地产模式的通病不外有三，即资源的大量集中、土地财政的诱惑和土地的垄断供应。如果能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就可以走出新的房地产模式。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才是雄安新区需要做出的有益探索。

新加坡太远，雄安是中国的雄安。因此，没有必要高谈什么新加坡模式，有种模式其实就可以叫做“雄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