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塑造了影视创作的标杆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每经影视编辑 杜蔚

《人民的名义》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看起来像个意外事件。至少筹拍时几十家跑路的投资方，没有料到这个结果，所以现在只能追悔莫及。

但事实上，《人民的名义》火得一点也不偶然，反而火得像一种必然。或者说，这部电视剧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起正确的事件。

因为这是一个反腐风暴经久不息、大小“老虎”纷纷落马的时代，也是一个影视产业需要回归市场规律和创作逻辑的时代。时代需要《人民的名义》，人民需要《人民的名义》。它来得正是时候，并且树立了一个引领影视市场和影视创作的标杆。

“《人民的名义》更可贵的地方在于主创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这是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毛羽在朋友圈的感慨。

不得不承认，《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爆，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作为反腐剧的稀缺性和先锋性。所谓稀缺性，正如它的宣传所说，是“十三年来第一部被解封的反腐剧”；所谓先锋性，即所谓“直面当代中国官场大面积坍塌的腐败现象”，“直接捅到副国级”，这高度在影视作品中前所未见。

为什么说时代需要《人民的名义》？因为影视产业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功能，还在于一定的社会功能。比如，反腐剧可以弘扬正气、凝聚人心、传导价值等。

没有反腐剧的影视产业是不完整的，影视产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是不完整的。而且，现实中的反腐运动越是坚决和深入，这样的影视产业及其社会功能，也就越是残缺和不完整。

正如编剧周梅森所说，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世界瞩目，一部反映它的像样作品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深感惭愧”。如果说中国反腐“显示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那么反腐影视作品无疑也应该显示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写到“副国级”，影视主管机关和审查机构之所以放大尺度，说到底不过是时代的反映。它回应了市场需求，更承载起影视作品的社会功能，由此也才有了火爆的理由。

而人民之所以需要《人民的名义》，不仅在于人民需要看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现实的反腐剧，还在于人民要看体现市场规律和创作逻辑的反腐剧。

反腐剧作为一种类型剧，终归还是一种影视产品，因此也必须遵循影视行业的市场规律和影视作品的创作逻辑。以往的很多主旋律作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远离现实和生活，二是表演生硬和浮夸，当然难以俘获观众芳心。

毕竟，观众看影视作品，首先要休闲娱乐，要身心愉悦。影视产品离开了娱乐功能，也就谈不上其他社会功能。

就此而言，《人民的名义》为主旋律作品树立了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首先，它最大的特点即在于真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它的真实，包括对贪腐现状的揭示和贪官形象的刻画，比如，一开场那个吃着炸酱面、自称“农民儿子”的小官巨贪；还包括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官员之间的行为法则，比如，检察长坚持要向分管书记汇报，以至于放跑了贪腐副市长；更包括大时代下的种种遭遇和社会问题，比如，强拆事件中的抗争等。三条主线涵盖了从高层官员到普通百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同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反腐生态。

而真实的力量最为强大，也最能直抵人心。

《人民的名义》的标杆价值，其次在于人物的形象是丰富饱满的，演员的表演是炉火纯青的。剧中无论是反面贪官，还是正面人物，都显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侯勇表演的巨贪处长就不说了，吴刚表演的李达康书记，也因此圈粉无数，获得很多年轻观众喜爱。

40余名老戏骨的同台飙戏，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影视作品的市场规律和创作逻辑——只要剧本好、表演好，观众就会买账。

当下的影视市场，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方面，追捧一些热点题材，比如玄幻和虚假历史题材，脱离现实，远离生活，以为这才叫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追捧明星IP和小鲜肉，动不动就几千万片酬，把小鲜肉当作票房保障，以为这才叫创作逻辑。这些现象可以看成是影视市场的“泡沫经济”。

就此而言，所有演员总片酬加起来只有4800万元、不够一个当红偶像演员片酬的《人民的名义》，不仅为主旋律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也为其他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