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潘功胜之警告与苗圩之焦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很难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画一条红线——看起来是国外的经济现象，往往还需要到国内经济现实中去寻找答案。

比如，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问题。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昨日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时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0%，“总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潘功胜同时表示，其中也有一些非理性和异常的投资行为。比如说，一家钢铁厂买下了海外的影视公司，一家在国内开餐馆的企业在海外收购了一个网游公司，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多家足球俱乐部，甚至有一些企业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等。

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然值得鼓励。而且，从企业个体行为角度出发，只要是合法投资，按理来说应该无可厚非。但是，对其中非理性和异常的行为，显然值得警醒。潘功胜告诫，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过程，甚至声称要“买下美国”，“这些教训并不遥远。”

潘功胜的警告显然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看到了问题所在。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泛起，掀起了海外投资的狂潮，但同时也开启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显著下降，并经常出现负增长的情况。1991~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1%，比可能实现的水准低了20%以上。

如果只看表面现象的话，很容易将“广场协议”这样的外部因素，作为日本“失去20年”的理由。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日本大量的资本投到海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日元升值，更重要的是国内已经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实体经济难以承载巨量的资本。

大家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但在日本经济学者池田信夫看来，日本企业的成功，不过是20世纪传统产业结构创造的最后辉煌。而在此之后，日本仿效美国的IT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持久的创新体制未能在日本生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认为，日本的经济失速是该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而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现象。

这种实体经济的停滞和产业结构的老化，恐怕才是资产泡沫泛起和资本大量外流的根源。问题在于，日本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而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就已经面临相似的难题。当然，比日本有利的是，中国社会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老龄化程度，传统产业结构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同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的焦虑。

他表示，中国的制造业投资2016年同比增长3%左右，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60%，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社会资本“避实就虚”，很多资本并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只是在体外循环，以钱生钱，产生泡沫。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比较低，留不住资本。连一些制造业企业赚了钱以后，都想到资本市场上去增值、去获利。

显然，这才是日本教训能够提供给中国的他山之石，即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进一步说，必须要为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升级创造更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造业从产业链的价值低端向高端去发展，按照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即上端的研发设计，和下端的服务，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产业升级，当然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包括承载更多的国内资本。如果没有这样的产业升级，资本难免“避实就虚”，甚至跑到海外去兴风作浪。另外，吸引更多的来华直接投资，同样需要新的产业结构支撑。

就此而言，潘功胜的警告与苗圩的焦虑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或减少海外投资的非理性行为，除了国门上的监管，更重要的是国内要有更利于实体经济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正如苗圩所说，我们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创新的短板和弊端，而民间投资还面临诸多壁垒和障碍。

显然，国外投资现象，也是国内问题的反映。潘功胜所忧虑的，就是苗圩所焦虑的。要避免潘功胜警告的转移资产现象，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苗圩所焦虑的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