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让市场成为民营银行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郭田勇

近日，在银监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行长一起亮相，并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5家银行均实现盈利。2014年，银监会正式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首批批筹了5家民营银行，分别为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实现净利润5.72亿元，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

首批试点民营银行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充分证明了我国目前民营银行试点政策的正确性。民营银行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是支持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现实需要，更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首批民营银行规模较小，容错能力较强，创新意愿强烈，比如华瑞银行定位于“特定区域”，试点投贷联动；浙江网商银行定位“小存小贷”，按照纯互联网银行模式经营，均取得不错的成绩。银监会城市银行部负责人表示，首批试点的民营银行积极探索落实差异化市场定位，各项业务发展基本契合设立初衷和战略定位。这也说明民营银行业发展路径在业界和监管层得到一致认同。

首批试点民营银行的成功，说明我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营银行对于完善我国银行业体系，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民营银行肩负中国银行业的创新使命，让民营银行蔚然成荫，需要监管层予以民营银行更多的创新空间。

民营银行创新模式，两条路径至关重要，一是互联网银行远程开户的实质推动；二是进一步开放民营银行市场，让市场成为其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避免按行政区域分割的计划思维主导市场。

回看首批民营银行，两家纯互联网银行特色鲜明，也是首批民营银行中的佼佼者。这两家银行即浙江以蚂蚁金服为依托的网商银行、广东以腾讯为依托的微众银行。

观察上述两家银行的实践，依托互联网长尾效应，这些银行将普惠金融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比如小额贷款原本是传统银行无法承受之重，因为获客成本和经营性成本较高。但互联网银行可以依托其背后的大数据优势和科技优势，大幅降低风控和经营成本。

但是，互联网银行远程开户政策尚未放开，不能吸收存款，它们能拿出放贷的自有资金有限，被迫成为传统银行的“二传手”，命运与小贷公司无异。

去年，央行下发《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远程开立人民币银行账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应用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指出了明确的应用方向。探索网络银行独立远程开户方式，希望可以制定一套远程开设电子账户的规则，适用于网上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

目前的远程开户试点依旧局限于线下特定设备的识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探索意义。众所周知，传统银行网点多，远程开户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而对于没有实体网点的互联网银行来说，远程开户才是其进一步生存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远程开户的意义更多在于，这是互联网银行未来创新探索的真正起点。互联网银行试点远程开户，将对一系列金融科技的探索产生激化效应，并实质性地解决普惠金融的触达问题，有望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基础设施。

2015年12月，英国第一家基于手机APP的银行——Atom Bank上线，成功实现了基于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的远程开户。

应该看到，金融科技已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形成了竞争态势。我国金融科技抢占制高点，既依赖于企业主体的竞争力，也取决于政策主体的创新力。目前试点的互联网银行客户基数比较小，技术相对成熟，风险比较可控，已经具备远程开户试点的基础。

当前，监管层对远程开户放开的主要顾虑是风险，这种顾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比如远程开户试点时，互联网银行可以为单笔存款金额设置可控上限，不吸收大额存款；还可以像当年支付宝那样，做出丢钱赔偿的承诺，从而将金融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目前我国5家试点民营银行起步顺利，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提升金融业活力，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均起到积极作用。

从国际来看，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最高拥有近3万家中小银行，目前有7000多家中小银行。与美国相比，中国这类银行数量非常少。客观上，小微、“三农”和社区居民的金融需求又很多，因此，我国未来民营银行的市场容量很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都不成问题。

国家层面的积极信号在释放，去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加快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随后银监会推行民营企业发起银行限时审批制度，缩短审批时限。

但应看到，目前我国已批筹民营银行呈现较强的行政地域分配格局。民营银行对地域经济有好处，也是某种政绩，各地积极争取可以理解。但金融资源的分配也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未来每省（区、市）拥有一家民营银行的格局之下，应该进一步放开至条件成熟的地级市开设民营银行，并让市场成为开设与否的决定因素。

银监会此前表示，民营银行的批设，不是简单的增加机构数量，而是要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民营银行要发挥好机制灵活、决策灵活的优势，用新的体制机制、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传统金融机构不能或者不愿解决的问题，填补金融服务空白点，有效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等突出问题。

政策层面的思路已经明晰，在民营银行队伍进一步扩大之际，未来的民营银行政策重点将是尽快完善法规制度建设，防控关联交易等风险。

一方面，需要充分总结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加强对关联交易、股权管理和大额风险暴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落实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五项原则，强化银行自我约束、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形成体制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监管服务，加快相关金融创新的制度研究与机制完善，结合各家民营银行发展实际，注重分类监管的灵活性，推进一行一策，更好地贴近民营银行发展的新要求、新情况。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