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体制改革没有终点 “城归”等中国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每经记者周程程

12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

“改革红利又称之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过了改革的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厉以宁表示，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厉以宁看来，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

厉以宁指出，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动力。

产权保护激发经济活力

原有红利上，厉以宁指出，包括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及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经常也看到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的，不珍惜这些红利的，所以过分利用，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滞，想出新红利很困难。

在此情况下，厉以宁表示，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但他同时指出，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中国同样如此。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红利无法涌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厉以宁强调，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完善体制的改革的连续。“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会争论，但是回头看走过几年跨了一大步，又争论、又争论又跨了一大步。同时在改革中前进。”他说。

厉以宁举例说，1979年中国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而办起了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得天下。

但改革并没有因为农村承包制而停止，厉以宁表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输送劳动力多，这就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改革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措施中有深远意义的。”厉以宁说，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农村土地确权，在这个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

厉以宁表示，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最有影响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同样要保护，这样活力和动力就涌现出来了。

中国人口红利正开始变化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涌现出来。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厉以宁表示，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浪潮。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

所谓“城归”，厉以宁解释说，农村外出打工的人，他们在外面工作了一些年，认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技术，积累了一些钱，更懂得了市场怎么运作后，回农村工作。“为什么回去干？因为家乡有用武之地。”他说。

他以曾调研的贵州毕节为例说，近些年，外地打工的人在外学习了技术，又回到了毕节，开了许多小微企业，例如面包坊等。以前这里的人从不吃面包、生日蛋糕，因为不知道生日蛋糕。一些外出回来的人，开了店生意很好。再如，在外面做裁缝的人，学会了做衣服，回来可以销售，式样比商场还要新，价钱便宜得多。

“这样的话，毕节就新办了一个区，叫：小微企业创业区。回家搞小微企业的都有地方安身，小微企业的主人非常高兴，说我们现在才有了家。过去没人管我们。我们到处找地方摆摊子。现在辟一个园区给我们，有了管委会，我们有了归属感，这都是新变化。”厉以宁说。

厉以宁表示，目前各地都在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的年轻人跟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知识面广了，懂外面的经济了，所以，再来以后创业的风气就形成了。

厉以宁指出，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意才有创新，创新才有创业，很多观念就需要改变。

厉以宁表示，无论是农民还是青年人的提高，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的产生。“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他不了解中国。”

厉以宁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正开始变化，一股新的创意的、创业的、创新的浪潮在中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