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奖最佳影片《德兰》导演刘杰：“不好玩”的电影，给我再多钱都不做

黑暗中，刘杰手中的烟头时明时暗。一周前（6月13日），在带领参赛影片《德兰》完成了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媒体见面会后，刘杰对“征战”金爵奖没有太多眷恋，并不打算等到颁奖那一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偶遇他时，他正抽着烟和组委会的后勤人员通电话，确定回北京的送机时间。

做电影24年、当导演16年，48岁的刘杰已凭此前的三部文艺片《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在国内外斩获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奖项。几年前，刘杰和侯孝贤导演一起吃饭，在聊到奖项时，侯孝贤突然问他：“你拿了多少奖了？”刘杰回答道：“30多个。”侯孝贤笑着说：“那你和我拿的奖已经差不多了。”那一刻，刘杰突然觉得拿奖是一件羞愧而疲惫的事。

也许受侯孝贤影响，刘杰对记者说，“我对拿奖没有期待，拍了想拍的电影，我开心就足够。”虽然总说不在乎市场反馈和得奖与否，但刘杰在听到看完《德兰》的朋友谈感想时仍面露认真和严肃。“你就等着组委会19日把你请回来吧。”朋友说。刘杰听了很高兴。

果然被言中了，6月19日晚，在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刘杰代表《德兰》主创上台捧获了最佳影片奖的奖杯。最佳影片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分量最重的奖项，自然，荣誉也是最大的。与他之前的“无所谓”态度不一样，刘杰在领奖现场重重地说：“这是对所有认真做电影人的褒奖。”在刘杰看来，“‘不好玩’的电影，给我再多钱都不做 。”

“好玩儿”的电影不好玩

纵然在国内外艺术电影领域具有一席之地，但刘杰仍是一个离大众有一定距离的导演。他的电影鲜少上院线，他的面孔也许不会被普通观众一眼认出来，甚至说起他获奖作品的名字，很多人都是一脸茫然。

看看刘杰电影的题材，就能明白他与主流市场的疏离。其导演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讲述县法官在十多个少数民族零星散落的云南大山中流动办公的故事；《透析》刻画了1997年刑法修订正式实施前后，北方小城底层人物的“罪与罚”；《碧罗雪山》甚至全篇用少数民族傈僳族语言来表达；《德兰》则聚焦藏区，写一个汉族青年被当时生活的文化习惯震撼的经历。

尽管刘杰谈到选片标准时，总用“好玩”两个字，但他的这些代表作显然是通俗意义的“不好玩”。边缘的人、底层的故事以及不轻松的主题，刘杰的电影与当下大牌明星加搞笑题材结合的商业片相去甚远。

他自己也承认：“我对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比较感兴趣。”这就是刘杰价值观里的能点燃他创作激情的电影，只不过他用“好玩”这两个字一笔带过。刘杰甚至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最后能不能上院线。在金爵奖的颁奖典礼上，刘杰也说：“希望《德兰》能上大银幕，但很困难。”

“当然，艺术电影最好的发行方式是走专门的艺术院线，避开与商业大片在排片上的正面冲突。”刘杰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但现在的市场尚不健全，没有专门供艺术片的发行渠道，海外引进片又有配额的限制，所以我暂时不想这个事。”

近两年，中国电影市场在资本的热炒下，选择拥抱商业大片的导演与刘杰这类坚持自我表达的艺术导演，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商业待遇。沉浮在影视圈的名利场，刘杰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旦做了选择，“别去纠结，别有怨气。一旦有怨气就会影响到自己，做好自己就行。我不求谁，也无所畏惧。”

拍艺术电影钱是难题

坚持艺术电影，钱从哪来？这是所有艺术电影创作者面临的难题之一，就连刘杰心目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导演侯孝贤也受此困惑。在去年的第6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侯孝贤凭借《聂隐娘》荣获最佳导演奖。侯导领奖时却感慨，拍电影不容易，尤其是需要找很多钱来拍一部投资比较大的电影时更难。

刘杰担任了《聂隐娘》在大陆的执行制片和监制工作。他倒觉得《聂隐娘》找钱难不是什么“世风日下”，“人家拍的那些片子，都是好几亿票房，所以投资多很容易理解，纯粹是商业行为。但像侯导这样的、我这样的，虽然很费劲，但也都能找到钱继续拍片，说明‘世风’还没死掉。”

第一次主导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时，刘杰也发现很难：“想要按照自己意图拍电影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信誉，这时候所有投钱的人都带着他们的目对你指手画脚。最后我把自己不住的房子给卖了，才把这个片子拍完。”

“幸运的是，我的电影稳定性很高。”刘杰如今似乎已走出了找不到钱的困局，即便是艺术电影，也可以通过海外发行、卖版权等方式让投资人回本，刘杰的艺术电影投资又相对较小。“可能对有一些愿意做艺术电影的投资人来说，我是个可信度高的人，所以没有发生太多困难。”刘杰说道。

用这种方式生活和工作的刘杰，虽然没生活在聚光灯下，但乐得一份自由创作的简单潇洒从容。“即便是李安拍大投资电影时，也会有压力。但我没有这个压力，又能一直这么做下去，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