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影评时代到来 影评人如何影响票房？

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时代，和大众“神交”已久的影评人多半已不再是高校教授或者电影学者，更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如你我一样的电影发烧友。在高密度的看片量锤炼和笔耕不辍的训练中，他们最后走上职业影评人的道路。而如今，全民影评时代已然到来。

在微信公号上发文动辄10万+的影评人桃桃林林，写影评的初衷就是“太爱电影，看了电影以后一定要写、要宣泄情感”。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影评人、自媒体人桃桃林林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个体影评人对票房的影响很难估算，但影评人通过自己的平台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点赞或吐槽一部片子，并形成评论效应时，这时候就能对票房产生影响了。

6月15日，较少被拿到电影节里讨论的“影评论坛”登上了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研究界名家、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乔弈思，与桃桃林林，影评人Magasa等在“全民影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影评人们同台“论剑”。

影评人将成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10多部电影同时上映时，你也许会打开手机在豆瓣上搜一搜它们的评价，看看你平时信赖的影评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长评或者短评，最后比较有把握地对朋友说：“我们去看这部吧，评价高。”

这些更新率极高的影评多是出自常驻在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影评人之手。在影评论坛上，当主持人问：“在场桃桃林林的粉丝有多少？”时，现场一半观众举手，以年轻人为主。活跃在网络上的影评人们，已成为年轻观众们的“观影指南”。

在影评人们眼中，烂片和好片的标准是什么？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乔弈思觉得，其实现在完全做不到基本叙事标准的电影，观众很容易识别出它们是烂片。但有些片子故事讲得很好，可它们根本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引导是不对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就受了它的影响。这种片子是“披着羊皮的狼”，更需要影评人的揭露。

桃桃林林的影评，则经常充斥着对烂片的嘲讽。“我们看到太多的电影人，他们拍的东西很差，还自我感觉良好。”桃桃林林说，不尊重电影本身，觉得赚到钱、出了名就行，这是一种行业病态，“我评论烂片的快感就是帮他们找到耻辱感。”

虽然已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密集地写影评了，但戴锦华对电影的言论还是常常通过互联网影响业界。戴锦华觉得自己够不上“影评人”这个称呼，“因为影评人要求看片量，要求对观众和市场真切、细致的把握，要求回复的及时性。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应该只是个电影研究者。”

戴锦华由衷呼唤中国出现一批影评人。“我觉得这个影评人将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一个良性环节，所谓的良性就是不被市场买断的影评人，他熟悉市场，熟悉观众，同时某一部分观众和市场也熟悉他，因此他成为市场运行的有效环节。我觉得这是对于今天迅速扩张的中国市场特别稀缺的一种资源。”

“红包影评人”卖了什么？

在被资本疯狂席卷的中国电影产业，挣快钱、炒热钱的浮躁心态已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电影评论界也未能幸免，有的影评人拿了片方宣传费违心为劣质电影点赞，这就是所谓的“红包影评人”。

网络上流传着“批量生产一些命题作文，影评人可以月入10万、20万。”的故事。对此，桃桃林林和Magasa表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一些影评人与片方签下了批量写作的承诺。但Magasa觉得，别说是用写“红包影评”来致富了，即便是交不起房租、水电也不能向红包影评伸手，“我宁愿去干点别的工作来交水电房租。”

戴锦华更是直言：“卖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卖掉自己最爱的东西？”

即便不出于感情，从最简单的商业逻辑出发，桃桃林林也觉得“红包影评”是非常短视的行为。“我现在运作的是一个媒体，需要有收入，这没问题。但我在评论方面是不合作的，我更倾向于跟电影之外的品牌合作。因为我不想因一两次的红包行为损害信誉。”在桃桃林林看来，影评人的公信力一旦坍塌，所有的收入也就变成无源之水，“如果尊重你的事业和未来，就应该尊重你的读者，让他们知道你不会骗他。”

在大家讨论红包影评人现象时，乔弈思却说，这种情况在香港看不见，“我可以用人格担保，真是没见过红包影评人。香港影评人唯一的优惠就是你可以免费看这场电影。如果香港影评人只会写影评一定会饿死，所以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职业，比如有做大学老师、编剧、记者，也有做电影节策划的。他们不会将写影评作为唯一的谋生手段。”

片方想用“红包”来让影评人们说好话，无非也是看中了影评人们的影响力。Magasa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如果单个人的影评，不管是那人多么有影响力，其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个体如果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片子，将会在电影票房的第二阶段产生影响。好片的票房会持续、平稳增长，而很多烂片因为有明星关注度高，第一周票房很高，大家都去看，第二周评论差，票房就跳水了。

桃桃林林认为，影响票房不该是影评人琢磨的事情，“影评人不该有功利心，要是有强烈的功利心就没办法做好影评这件事，还是从自己出发，从电影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