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出现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意味着企业的隐性负担在加重,还会带来当地投资环境的恶化。非税收入占比超过20%,就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非税收入,何以居高不下?(热点聚焦·企业成本怎么降③)
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实行普遍降费,但在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居高不下。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收费,还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近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税不够,费来凑”,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比重上升,企业负担加码
“公共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却明显上升,‘税不够、费来凑’的现象值得警惕。”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财政部财科所兵分几路,对全国8个省份16个县的经济运行和财政收入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连年上升,收费增速明显高于税收增速。
以山西省为例,2011年,全省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是71.9%,2014年税收占比下滑到62.3%,非税收入占比上升了9.6%个百分点。4年来,该省非税收入年均增速为25.4%,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这个“大头”越来越小。其中,虽然有一次性非税收入的因素,但从趋势上看非税收入占比是上升的。
从县里的情况看,公共财政中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的现象也较普遍。2014年贵州省息烽县非税收入占比为19%,而去年上半年非税收入占比上升到32.2%;惠水县2014年非税收入占比高达46.2%,几乎是与税收收入“平起平坐”,各占半壁江山。去年上半年,这一情况有所好转,非税占比下降到37.4%,但仍明显偏高。
眼下,各省2015年财政收入“账本”正在陆续公布。从已经公布的地区看,财政收入结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地区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明显超过税收增幅。数据显示:福建税收收入增幅为2.9%,非税收入增幅达到9.3%;内蒙古税收收入增幅为5.6%,非税收入增幅达到8.5%;甘肃税收收入增幅为8.1%,非税收入增幅达到17.4%。从现有数据看,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的仅有浙江、广东、山东三地,分别达到8.1%、0.8%、0.2%。
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两个部分,而税收应当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在一地的财政收入中,如果税收收入比重高,说明当地税源基础扎实、法治化水平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与行政权力相关的非税收入占比较低,企业和居民负担较轻。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一些地方出现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意味着企业的隐性负担在加重,还会带来当地投资环境的恶化。非税收入占比超过20%,就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经济下行和税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防止以非税收入的非正常快速增长来弥补税收增长不足的现象。”王朝才认为,财政收入是与整个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的,不是政府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特别是当前企业困难和经营压力增加,政府要做的是放水养鱼、让利于企。
不合理收费多,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一到岁末年初,各种会议、展览、评比、培训就找上门来了,都是找企业要钱的,企业哪敢不参加呀?”广东一家包装设备的企业负责人诉苦说,他们算了一下,一年到头各种收费加在一起有几十项之多,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收取的会费, “起步价”就是上万元,要想成为协会理事单位,一年就要交几十万元的会费。
不仅是行业协会,一些强制垄断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多、不合理现象也很突出。在一些地方,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咨询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的问题,有的地方仅建设领域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就超过20项。
一些从事中介服务的机构与政府部门存在利益关联、垄断经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很多审查和评估,不找中介根本通不过,只要给了中介钱,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不少企业表示,这样的情形在经营中都曾遇到过。
除了乱收费给企业增加的额外负担,企业需要按规定缴纳的“五险一金”等费用,也让企业承受了很大压力。“五险一金”,指的是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公积金,主要是由企业和职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来共同缴纳。其中,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0%,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8%。
“‘五险一金’加起来,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率超过了40%。而且,员工涨工资,五险一金的费用也跟着涨。现在市场价格走低,企业几乎没什么利润,缴费负担这么重,真的吃不消。”浙江宁波一家打火机生产企业老总说,实在没办法,去年企业花上百万元购置了自动化生产设备,实行“机器换人”。
有的收费虽然合法,但收费标准却不那么合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这个比例是在职职工人数的1.5%。
“格力员工近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残疾人去?”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安排的残疾人不够,就得按规定每年缴几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正税清费,防止“税减下来了,费升上去了”
如何将普遍性降费落到实处,真正减轻企业负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来自政府的行政事业收费、中介机构的服务费以及社会保险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企业交易性成本偏高的原因,除了乱收费之外,还有不少表现为制度性的。这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给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这样,企业做事才会更容易,创业创新的动力才会更足。
“近年来国家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力度很大,但在降税的同时还要实行普遍性降费,特别是防止税与费此消彼长,税减下来了,收费却升上去了。” 胡怡建指出,只有清除不必要的收费,才能管住政府向企业乱伸手,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也是为企业减负降成本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去年,国家已经对社保“五险”中的三个险种费率进行了下调。
2015年3月1日起,我国失业保险费率由之前规定的3%降至2%。仅此一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约400亿元。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基础上,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并根据行业风险程度细化基准费率档次,根据工伤发生率对单位(企业)适当上浮或下浮费率;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超过合理结存量的地区应调低费率。实施上述政策,预计每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270亿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适当降低社保缴费,并用国有资本来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在不影响社保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