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要在互联网时代帮观众挑好食材

12月3日下午6点，2015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宣告首次闯过400亿元大关。得知这条当晚登上央视新闻的喜讯时，导演陆川五味杂陈。

2009年的一幕，令传统电影人陆川印象深刻。“那天，我们在韩爷（韩三平）屋里商量，《南京！南京！》票房能发到到多少钱，当时大家说撑死6000万元，后来《南京！南京！》的票房是1.7亿元。”

转眼6年过去，陆川感受到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6年间，陆川亲眼见证了胶片时代的消亡，亲眼目睹了北影厂对面的柯达公司破产，这对这一波拿着胶片当信仰的学院派导演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更大的变化在于，6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开始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帮助下变得精准，发多少票房“不用再坐在屋里猜。”

在近日举办的一场“互联网+影视娱乐”论坛上，陆川甚至用“阴影”两个字来表达自己被互联网“改造”的感受。“剥开 400亿元票房的内核，我们一年能拍出多少部好电影？”他问，“互联网电影公司对整个传统电影工业进行了重新定义，带给我们这些电影创作者的，并不全是阳光普照，我内心深处是有阴影的。”

当天的会议中，陆川、中影股份总经理江平、编剧余飞等嘉宾，是少数几个“不带互联网基因”的电影人。“像企鹅影业的常斌，才是今年的当红炸子鸡。”谈起投身互联网电影行业的好朋友，陆川的话中似乎流露出一丝苦涩。

而当听到互联网电影公司合一影业CEO朱辉龙抛出“内容才是娱乐产业的王牌”时，陆川又重重点了点头，“其实我在这里呼吁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们，当你们有足够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时，不要光是用资本改变整个行业的创作方式。”在陆川看来，互联网与电影创作的关系就是“相爱相杀”，如此亲密无间，又如此激烈痛楚。

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陆川自称是“手艺人”，认为故事、人物、人性才是撑起电影的骨骼。他对用“网络文学+明星+营销”的电影制造新方式“颇有微词”，但其执导的新片《九层妖塔》却是由不折不扣的网络IP（知识产权）改编，并加盟了互联网电影公司乐视影业。早年拍出《可可西里》和《寻枪》的陆川，被贴上“文艺片”的标签，但他也接连接拍商业巨制，希望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

“第一次得知制片公司给每个演员背后列出粉丝数据，量化其影响力，以此为选角依据时，我还是很吃惊的。”陆川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NBD）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是跟乐视合作以来，他说这些大数据的功能他也“掌握了”，“但职责不同，定位不同。我是一个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我还是会对这些说法保持距离。”陆川说。

“说到底，互联网式的电影创作是反精英文化的。”陆川纠结着，“我受过的经典电影教育，崇尚的是情怀。”他说，“虽然现在说情怀都要被笑话。但如何在利益驱动的时代保持电影创作？其实我和很多创作者一样，内心的心理阴影面积在扩大。”

“互联网与电影会逐渐交融，但这个过程一定是相爱相杀”

NBD：最近阿里影业徐总关于编剧的言论激起千层浪，不知道您怎么评价？

陆川：今天不评判这件事的对错。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互联网电影企业正对整个传统电影工业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阿里影业徐总的发言也恰恰代表了互联网公司对于创作的看法。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我对这个事有一个思考，就是互联网公司对于电影创作是“反精英的”，传统的电影创作都是精英文化。如果我们把一个电影当作是课题或者是一个产品，其实每个导演、每个编剧作者都是以孤胆英雄的方式来承担作品的制作。但在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我认为互联网思维“反精英”没问题，但并不是说推崇草根文化就要彻底葬送精英文化。毕竟不能每天唠着俗嗑，还是需要看看萨特、尼采的东西。

NBD：那么互联网大背景下，中国电影怎么去突破？

陆川：前瞻性的预言很难，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地区的经验。我最近老去洛杉矶，美国互联网很发达，电影行业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行业。互联网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可以借鉴。

总的来说，两者是会逐渐交融在一起，但这个交融过程一定是相爱相杀的，它会触达很多人的习惯、利益和思维方式、创作方式，也许会诞生很多新的类型，比如现在的网剧。

我发现很多网上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比院线电影宽太多。这种宽松对创作来说非常好，而且网络电影可能会接纳很多新鲜的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对院线电影来说，现在大量IP电影产生，也是挺好的事。

“外卖再方便，和朋友出去吃饭依然是一件隆重的事”

NBD：现在很多公司都要求导演以互联网思维做电影，站在您的角度，您认为一个创作者该怎么去适应这种互联网资本的力量？

陆川：也不能说完全不理，但确实得（思考），尤其是当商业体制变成了一个你越来越必须正视的规则时，这肯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第一次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听到大数据，还是很吃惊的。我发现制片公司把每个演员背后都列了很多种数据，这数据跟身高、腿长、三围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量化了它的影响力。听到这些，你也无从辩驳。这些数据显然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比如百分指数啊、微博搜索量等一系列。

跟乐视工作半年之后，对这些我也掌握了。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传统艺人，所以我一直希望这些东西是一个拐棍。就好比食品行业一样，最后好吃不好吃，不在于互联网怎么送外卖，这只是个营销出口，再好的数据，解决不了舌头的问题。我们就是解决舌头问题的那些人，还是要负责去坚守一个东西，能够在互联网的时代，把食材选好。

另外，所有的数据记录的是历史，那么对于没有数据的演员呢，难道就永远不给机会了？这是个悖论。历史总是被那些没有数据的人创造的。当年，宁浩没拍《疯狂的石头》时，他是没有数据的，我没有拍《可可西里》、《寻枪》时，也没人知道。

NBD：那您觉得该怎么去运用这些数据？

陆川：互联网时代，数据不该变成一个保守的借口，而应该是助推行业更开放的一个工具。如果数据让一个产业变得更保守了，这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数据的分析和解读，能够让整个产业更开放，更有解放性和创造力，这才是助推的。

NBD：您不赞同互联网将颠覆传统电影行业的说法，那您认为一个好的互联网进入电影的模式应该是怎样？

陆川：颠覆还没有到时候。但在电影院看电影和在家看电影，确实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包括了感官、付费方式，再到便利化程度。即便现在送外卖已经便利到这种程度，和朋友出去吃饭依然是一个隆重的事情。它的社交功能还是取代不了。很多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我们家也有，但是我发现有些大片我还是喜欢出去看，这个是受众体验，还有社交功能。我认为一个好的进入方式，不是互相掠夺，你死我活，而是创造、放大一个市场，同时对传统市场的改变是柔性的、逐渐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的颠覆。

“至少在IP盛行的时代，不要去完全铲除传统创作方式”

NBD：您未来是否会与网络融合？加盟乐视影业这家互联网电影公司半年，您是否理解乐视影业CEO张昭所说的“互联网+电影拼的是服务”这种理念？

陆川：我就去做一网吧（笑）。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定义很简单，就是一个电影人，对电影的态度就是简单的喜欢，希望尝试不同的电影。并不希望要死的时候别人说，他用一生只做了一部电影。我希望通过电影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窗外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对我来说就是继续去做电影。

乐视影业是我的合作者，我希望乐视好。但我自己内心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作者，一个电影人，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手艺人。所以我自觉不自觉的，还是会对这些说法保持一定距离。我不觉得一个电影服务好了，就能怎么样。至少我从创作角度，对电影的信仰不是这样。但从营销者来说，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这可能是职责不同。

NBD：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谈论IP，您的作品《九层妖塔》和接下来要拍的《黑猫警长》都是很大的IP改编，您如何看待现在IP的火爆？

陆川：我每天都听到IP这个词，它其实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宽泛的说，所有由人创作出来，可以传播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都是IP。但现在可能大家说的IP是指被窄化的IP，专指互联网文学。

这也是一个让我个人感到很矛盾的地方，你有4000万点击量，甚至2亿点击量，作为这个项目的改编加融资就是有数据支撑的，如果就是自己写剧本，谁也不知道，这就很难。我也很理解资方的态度。

但我后来也发现，用4个4000万粉丝的演员，并不能保证十几亿元的票房。电影最终还是电影创作的本身来影响观众的选择。像我自己很喜欢的《白日焰火》和美国的《鸟人》，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大IP，但我记住了它们。至少在IP盛行的时代，不要去完全铲除传统创作方式，要留给它们空间，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