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整理：

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形势一直很好，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中国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这种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好的制度，国家也很难发挥原有的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实事求是的政治企业家，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经贸上看，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与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照理说应该没有问题。但从实践上看，中国在推动命运共同体时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西方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假如对外单单讲中国特色或是中国模式，路反而可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有些国家还是会对中国心存隔阂。

实际上，第一波亚洲价值观产生于日本。最初，日本的成功是因为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后来日本没有继续强调亚洲价值观，转而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的西化是虚的，所以最终日本走上了现在这条道路，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亚洲价值观的成功需要结合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它也不见得一定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或同样的政体。以前的儒家思想能存在于不同的政体和不同的时代，亚洲价值观也是一样。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指的是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地区放进去；而在学术界，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在一些领域被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就从“自我创新”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是在开放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人才和基础创新最重要的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否则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有这么想的，欧洲人有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也有这么想的，实际上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在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否则世界对我们就是虚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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