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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玉贵:亚投行的行为空间与中国的历史担当

    证券时报 2015-05-07 09:15

    各国争相挤进亚投行,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考量。而加入亚投行俱乐部之后,到底能够争取到多大的话语权,则是谈判代表们从现在起到年底之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进展顺利,围绕亚投行章程的谈判有望在今年6月底前结束并签署章程。各国关心的股权、理事会和董事会席位分布以及首任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将在年底前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亚投行挂牌成立才算水到渠成。

    站在全球均衡发展的视角分析,亚投行的适时成立,是对全球既有公共产品行为空间有限缺位的一种战略性补充,因而是消除南北鸿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导成立亚投行,既是本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逻辑延伸,亦是展现中国国际责任感与历史担当,以及对中国的机制设计与运营能力的一场大考。

    有关刚刚经历大地震的尼泊尔有可能成为亚投行首个国家级客户的报道,点亮了世人对这个在筹备阶段取得超预期成功的新开发性金融体系日后行为空间的乐观预期。

    对国际公共产品缺位的战略性补充

    在这个逐利资本泛滥但基础设施资金异常短缺的世界,早已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美欧和日本等国,显然对提升亚洲以及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能力并不热心。不错,亚洲开发银行(ADB)日前承诺向尼泊尔提供3亿美元的灾后重建贷款,相信世界银行也会有所动作,但笔者相信这既是上述国际经济组织使命担当的一种应然之举,也是因应即将投入实质性运营的亚投行的一种战术性安排。毕竟,对于美日来说,其错判亚投行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如果再不发挥世界银行和亚行的相关功能,则留给亚投行的国际行为空间将越来越大。

    当然,对于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高达7000多亿美元的亚洲而言,进一步的,对于未来15年全球超过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来说,无论是世界银行、亚行还是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投行,最多也只能满足部分的融资需求。西方估计,目前已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如果资金、组织以及治理问题能够成功解决,那么亚投行到2020年可以每年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与世界银行现在承诺的每年300亿美元贷款相差不远。笔者认为这应当是相对保守的估计。只是,所有这些功能性安排,均无法一揽子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缺口。亚投行也好,金砖银行也好,均不是天外来客,它们的出现,最多也只是对现有国际公共产品行为空间有限缺位的一种战略性补充。

    亚投行的战略使命是消除南北鸿沟

    不过,站在全球均衡发展的视角分析,亚投行的适时成立,已经是二战之后全球公共产品变迁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某种意义上说,这是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进一步地说,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作为全球最主要经济强国以及超级金融强国的美国,首次作为重量级看客,站在一个被贴上新兴经济体标签的国际经济组织门外。尽管这个组织迟早会将美国纳入其中。这其中释放的信号,决不仅仅意味着既有超级强国颜值的某种褪色,更有对一种可能成为替代性力量的被动承认。而该力量一旦获得广泛意义的国际承认,将来会否发育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还真难预测。或许,美国担心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亚投行承担的战略使命决定了它是消除南北鸿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众所周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早已迈过3万美元门槛的G7成员国,这些年来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越来越不慷慨,而国际金融资本一向对那些投资周期长预期收益低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感兴趣。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落后又是阻碍发展中国家脱贫的最大瓶颈。在此背景下,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正好契合了这种需求。

    建立合作共赢的亚投行运作机制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导成立亚投行,既是本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逻辑延伸,亦是展现中国国际责任感与历史担当以及机制设计与运营能力的一场大考。

    尽管亚投行的筹备工作取得了超预期成功,但谁都知道,筹备阶段可以讲故事绘图景,而真正到了定规则、定章程、定治理架构阶段,有关参与主体定会为了各自国家利益展开空前博弈。如若中国不能在这一阶段展现出成熟的驾驭局面与多边协调能力,则亚投行的凝聚力与集体行动力将大打折扣。域外国家之所以对亚投行趋之若鹜,显然不想自我边缘化于中国创设的这个全球新开发性金融体系之外。无论是作为全球第二金融强国的英国,还是实体经济竞争力位居全球最顶尖行列的德国,以及实力虽已降为二流但一流强国心态依然浓重的法国,如今均未“沦落到”需要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俯首帖耳的地步。笔者认为,英国之所以在人民币离岸中心搭建和亚投行筹建等问题上表现得格外积极,其战略考量之一,就是力图最大限度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欧洲红利。而德法作为欧元区的轴心国家,当然不希望英国独享这块红利。至于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经济体,差不多是在俯身看看口袋里揣着的诸多中国红利的同时,瞻望加入亚投行的“钱景”,再掂量一下美国反对的可能后果,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向中国递交了入会申请书。换句话说,“羊群行为”背后是十足的无利不起早。毕竟,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时,即便是政客,一般也不会集体感情用事。

    因此,各国争相挤进亚投行,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考量。而加入亚投行俱乐部之后,到底能够争取到多大的话语权,则是谈判代表们从现在起到年底之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进展顺利,围绕亚投行章程的谈判有望在今年6月底前结束并签署章程。各国关心的股权、理事会和董事会席位分布以及首任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将在年底前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亚投行挂牌成立才算水到渠成。

    中国不会单方面寻求在亚投行的永久独家否决权。毕竟,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权早已为成员国所诟病。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复制美国的霸道做法。中国一定会让印度等区内大国发挥重要作用,也会适当照顾俄罗斯、巴西等国的权益。中国不会无视英国这个全球第二金融强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德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伦敦还是法兰克福,都会在亚投行的地区运营中心设置中享有不少机会。未来,亚投行的有关参与主体有可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该组织的运作机制,为亚洲乃至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投资与金融发展菜单。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而中国也有望通过积极主导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逐步丰满自己作为全球性金融强国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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