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新版自贸区“负面清单” 离BIT范本更进一步

每经记者夏冰发自上海 “负面清单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有一些突破，第一是它的条目是减少了；第二、原来没有涉及到所有行业，这一次有所有行业。第三、把国家安全又区分开来了。从总体上，我觉得新版负面清单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范本或者是世界上通用的范本是进了一步。”这是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贸研究室主任沈玉良，在4月21日出席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1+3”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解读会上的话。 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今日（4月21日）正式挂牌，四个自贸区将共用一张负面清单。从总体方案来看，相比原有的上海自贸区，四大自贸试验区新推出了多项机制体制创新举措。对此，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设的自贸试验区复制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等领域改革创新，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行政咨询体系、审管分离等新做法。自贸区吹响集结号，市场摩拳擦掌迎机遇，对其深度解读亦期待万分。 自贸区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解读会上，沈玉良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觉得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设的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一次有几个重要变化：第一、是特殊监管区与非特殊监管区形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特色，这也是在中国特有的。 记者注意到，升级版的上海自贸区2.0方案提出扩展后的上海自贸区区域范围包括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区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新扩区的部分纳入自贸试验区版图，原来的28.78平方公里是特殊监管，即保税区，而新展区则是非特殊监管区。因此，在保税政策、保税业务和保税企业的设立、运作方面，新区和老区会有一部分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在投资管理上，在贸易监管的共性上，在政府监管的全过程上，以及在金融创新上等方面都具有共性。 在沈玉良看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个国家区域战略。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要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谋子谋势。 “中国与许多的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很多区域协定，但是现在国际新规则的导向已经很明显，是一个美国导向的新规则，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的自贸区战略签了很多，但是高标准的不是很多，同时真正实施的也不多。”沈玉良表示，通过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能够迅速在中国形成自己的自贸区协定，特别是在当前中央部署的“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已经很明显的前提下，如何借助自贸区战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突破区域贸易协定，这些都和自贸区有很大的关联。 操作性和透明度存提升空间 “负面清单这一次有一些突破，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变化。”沈玉良告诉记者，新版负面清单条目减少了，2015年总数是122条，比2014年总的139比减少了17条。“实际上,原来上海比较纠结于大类、中类、小类这样的分类方法，现在的负面清单等于是中类，再接下来就具体的措施的方案，实际上形式上还是一样的。” 记者注意到，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公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即四个自贸区共用一张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划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 沈玉良称，原来的负面清单并没有涉及到所有行业，而这一次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包括具体行业措施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水平措施。另外，国务院还公布了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新负面清单把国家安全又区分开来了，同时国家安全审查也出来了相关的制度，这样又分成了两类的特点。”沈玉良认为，新版负面清单有创新，其离BIT的范本或者是世界上通用的范本，是进了一步。 “整个负面清单制度以后应该说逐步还会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在沈玉良看来，负面清单还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比如，还是存在着无具体限制的措施，究竟限制什么，怎么限制，这些在保护措施里面还是没有提到；第二、负面清单的操作性问题，特别管理措施开列方式还是以中类为依据的，实际上到具体操作，如作为业务员去操作的话还是不够清晰的；第三、缺乏相对应的描述环节，描述环节应该是法规、法律、政策甚至是通知，给投资者一目了然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行的，这涉及到操作性的问题；第四、负面清单的透明度问题。 “因为BIT也还没有谈判，也不知道未来的整体情况会如何。”沈玉良说，如何真正意义突破BIT框架，如何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国内很多法律法规进行衔接，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