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幅“垮降” 多地动用政策工具促增收

每经记者 张雯 发自北京

在农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资性收入，已悄然下滑。

数据显示，2012和2013年，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分别为16.3%和16.8%，而2014年仅增长9.8%。事实上，在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的压力之下，农民增收已出现了多项挑战。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日前撰文指出，农业比较效益低、直接补贴等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已成为新常态下农民增收的新问题。

张红宇认为，应以政策创设促动农民增收，其中，价格政策是对激励生产、保障农民收入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信息发现，在工资性收入增幅下降的客观环境之下，已有多地出台政策，拟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角度入手，加码农民增收。

去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仅增9.8%

在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大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以占比40%的平均值，成为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比最大的部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此时，伴随着乡镇企业和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

在若干城市，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绝对大头。

 “北京郊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65%左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成贵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但以增速而论，财产性收入是农民的4个收入来源中增长是最快的，其原因是北京在农村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分红这块在去年增长比较快”。

而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工资性收入已在去年出现了增幅垮降。

数据显示，2012和2013年，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分别为16.3%和16.8%，而2014年仅增长9.8%。张红宇认为，一方面农民工外出数量增幅已经显示出逐年递减的现象，2011-2014年，农民工外出数量分别增长了1055万、983万、633万和501万，增幅逐年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增长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以政策工具带动农民增收

根据张红宇的判断，农产品价格预计在6~8年后突破配额外进口到岸税后价，而大豆、糖料、猪肉、牛肉、羊肉等进口敏感产品，价差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成本“地板”的抬高，与价格“天花板”的下压，带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空间的收缩。而在给农民的补贴等转移性收入方面，根据加入WTO承诺的农业产值8.5%“黄箱”补贴上限，现在也已逼近黄线，未来增长空间有限。

经济运行“新常态”压力之下，以政策工具带动农民增收有望纳入多手段联动。张红宇认为，从农业投入、农产品价格、农业补贴、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政策手段方面，将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而当前多地已有政策性工具出台，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天津日前出台的《2015年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中发现，加快农民转移就业、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建设，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加快推进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民有条件享有更多财产性收入，成为天津拟在2015年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的主要政策性手段。

事实上，在各类政策工具中，价格政策对激励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的效果最为直接。张红宇认为，当前价格政策的核心是理顺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为保供给促增收提供有效支撑。应坚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方向，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

而在农村金融方面，需创设更多面向农民的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织、社会性金融组织，形成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