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从法治、教育、收入等角度纷纷直抒胸臆，一句句箴言直白，振聋发聩。
“该由上帝管的由上帝管，该由凯撒管的由凯撒来管”，2014年12月17日，在新华网举办的“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一语点明，政府如何适应新常态的基本原则。
不止于此，在论坛上，专家们从法治、教育、收入等角度纷纷直抒胸臆，一句句箴言直白，振聋发聩，为“三期”叠加下复杂、困难仍坚定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建言献策。
新常态下的法律视角
法学泰斗 江平
——“应该有这么一个政策的决定，就是任何法律没有规定的资格准入考试都应该取消，只有法律规定的资格准入考试才可以有。”
谈到市场秩序的管理方面，江平建议政府要转变治理思路，完成从行政手段治理到民事手段完善的转变。
——“机会不平等等从现在来看应该说表现在许多方面，城乡差别是机会不平等的表现，教育机会不平等、高考机会不平等，以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平等，应该说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江平认为市场经济作用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私权是以平等作为最高准则。“新常态经济应该是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调节作为主要手段，以国家干预作为次要手段。”他表示要正确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政府的力量必须加强，怎么加强？需要法治，需要用法力管住政府的行为，让舆论、百姓去监督政府，让百姓的利益通过更好的监管落实到经济体中。”
李稻葵认为这是新常态下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最难点。
新常态下的人才培养观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赵勇
——“美国在创新教育方面不一定有中国做得好，也不一定比中国做得差，说他没有做得好是因为美国教育在创新的教育方面，从美国教育扼杀创造力没有中国教育那么成功而已。”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赵勇表示教育要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他列举苹果依靠创新击败摩托罗拉的例子指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在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赵勇认为教育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经济转型必然要求对人才的转型，基于新常态的教育要从就业导向型转变成创业导向型。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是效率最高的，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不是最有效率。”
高培勇认为，我们的需要能够极大的把中央和地方两个调动起来，并且相对独立收支的预算体系，这样才能最终达成或实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任务。建立和落实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回顾这一年来的改革进程，我想各位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一年多改革的进程和我们之前的预期相比是有距离的。”
高培勇指出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之前预期的要大，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在一年之前我们来预期这轮改革的时候，我们把以往改革的那种经历当做一个参照系，并且以这个参照系作为基础来预期这一轮的改革。但问题在于拿以往30年或者30多年的改革作为参照系，来预期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这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轮改革和以往的改革真的是大不相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姚洋
——“我国女性退休年龄是50岁，这是不可想象的。工作不到30年，但是拿社保要拿40年。（因为她可能活过90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 这不但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也加重了社保的负担，显然极其不合理。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只要从现在开始每年延长半岁，就能弥补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
——“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那能叫‘投资’吗？这些年流行的‘投资’是这三个东西：第一是发改委立项，第二是向农村征地，第三把这块地押到银行套一笔钱，政府是没有资本金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现在政府投资不讲资本金，也蔓延到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事业、国营单位。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储蓄，也在进行大把的投资，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储蓄转成政府的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来的？是过去投得好才有资本金，投对了才建立更大的自由资本。把这个砝码去掉，我们对投资就没有约束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单单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的问题，无论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都有一个“约束机制要对”的问题。民间投的有自有资本，风险大的话自有资本高一些，把握大了自有资本可以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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