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磊：开放资本项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没有道理

陈光磊

无论是上海自贸区相关改革的先行先试，还是刚刚开闸的“沪港通”，亦或是初具国际意义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陆续搭建，乃至更具指标意义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陆续成立，所有这些，均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求中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在于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间计价结算手段的功能。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只会使人民币作为投资标的的可能增加，投机资本的炒作并不利于在全球贸易和商品要素市场中提升人民币的结算地位。

全球经济走势与美元未来/

表面上，美欧货币政策分化是两大央行与政策目标距离远近差异的结果。美国在危机之后实施超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2014年有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甚至略超2%的通胀目标水平。欧元区则面临通缩的困境，2013年下半年欧元区通胀就一直低于1%，不断创出历史低位。就业指标方面，美欧差距更大。美国总体失业率从2009年10%的峰值降至2014年9月的5.9%，低于美联储6.5%的政策调整门槛。欧元区失业率目前仍维持在11.5%高位，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改观。因此，美欧货币政策分化源于两者实体经济复苏的差异。

一旦美联储加息提上议事日程，欧洲金融机构获得美元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资金开始加快从欧洲流向美国。在欧洲央行将启动QE的背景下，套息交易等会让更多资金从欧元区流向美国，欧元区银行业流动性紧缩状况可能再度加剧，边缘成员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或难有明显改善。而对美国而言，停止QE购债是为了避免复苏过程中流动性过度泛滥、经济泡沫过快膨胀。此时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反向而行，可能将引发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弱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效。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市场资金收紧，将促使欧洲央行推行力度更大的宽松措施，而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大量流动性，则又可能成为美联储加快调整货币政策步伐的推动因素。

在美欧货币政策博弈过程中，新兴市场可能因此面临更大风险。即便欧洲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兴市场资金外流之势，但短暂的喘息之机并不足以推动其走出困境。一旦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调整步伐，新兴市场可能又将面对新一轮冲击。

人民币发行“去美元化”/

对于亚洲来讲，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的确大不相同。1997年，亚洲许多国家国内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居高不下，各国利率比较高，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环境比较脆弱。而现在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金融环境改善明显。正是由于吸取了当年的教训，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尤其是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放弃盯住汇率制，不太容易因为热钱攻击而产生崩溃效应。

另一方面，当前亚洲经济形势与1997年也有类似之处。比如，信贷泡沫（私人部门过度杠杆）和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亚洲私人部门是美元的空头，发行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可能会成为亚洲市场下跌的诱因。中国地产商和印度能源及公用事业公司的资产债务匹配度低，国际债券发行量大。而且，中国处在结构调整和去杠杆去产能最艰难的时期，经济仍面临很大风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民币发行机制的转变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避免将来美联储加息导致类似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通货紧缩局面。中国的货币体制在加快去美元化的进程，这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调整是分不开的。

2014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上更趋于稳定，各种不确定性正在下降，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中国正在进行一些增强国家主权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国家资产负债表更加透明化，这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政府正在寻求以提升国家信用的方式去抵消不断积累的债务危机的方法。如土地改革、国企改革、放开垄断领域结构性减税和加大改善供给力度等，都能使经济发展与结构改革并行，改革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得到调解。另外，随着中国经济主权意识的上升，最后必然体现到国家的货币主权上。

中国人民银行很清楚，转变后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还需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协调推进。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步骤是贸易结算货币、金融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资本项目开放，也不存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求资本项目开放这一前提条件。

以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为例。尽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都有着经济的快速崛起，资本项目逐步走向开放，货币国际地位得以提升的过程，但两国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实际并不相同。德国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便宣布了资本项目的开放，但一直以国内经济目标为重，对资本项目下流动实行较强的管制。德国马克伴随着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贸易渠道向全球输出，在全球产业链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交易与分配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日本则不同，通过放开资本管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和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如证券投资交易，以金融渠道对外输出日元。从历史表现结果来看，德国马克的表现各方面均远远优于日元。

因此，德国马克的贸易推动的国际化道路和日元的金融自由化推动的国际化道路有着极大区别。从资本项目开放的角度看，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思路是完全相反的。德国在货币基本国际化后才放开了资本项目，日本却是试图通过资本项目开放来推动国际化。不同的路径导致两国货币国际化的最终结果差异很大。从一开始日元的结算功能便相对较弱，而其储备货币功能也随着经济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下滑，地位逐渐降低。到今天，尽管日本是国际第三大经济体，贸易规模庞大，但日元的国际使用仍然非常有限，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甚至落后于英镑。

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要求中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没有道理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在于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间计价结算手段的功能。在当前背景下，应当暂时保持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对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分别管理，同时培育稳定的境内外人民币计价结算市场，激活人民币内外流动的贸易机制，待到适当时机再打开资本项目管制。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只会使得人民币作为投资标的的可能增加，投机资本的炒作并不利于在全球贸易和商品要素市场中提升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由日本的历史经验可知，不依赖计价结算的贸易需求的货币国际化必然会使得人民币成为单纯的套利工具，不但不能国际化，还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在境内外两个人民币市场分别培育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汇率问题，由于资本项目并未开放，中国仍然能够对汇率产生一些影响。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德国马克离开固定汇率后通过资本项目的部分管制实现了马克的缓慢升值，缓慢的货币升值又推动了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拥有竞争力的德国产业能够再去支撑马克的国际地位。日本迫于美国压力，日元的快速升值使得日本只能享受了资本市场的短暂红利。人民币的缓慢调整也可以协助目前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以能够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人民币地位。

三元悖论与定向宽松/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货币都采用信用货币发行机制，总的来说有三种信用货币发行机制：美元依据有效的国债和股票市场发行；欧元依据权衡各国经济增长和通缩的合约发行；除此之外，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纳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并以此作为本国的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发行机制和汇率制度分不开，由于三元悖论，浮动汇率制更易于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量和利率。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想通过理论上的国内通胀的方式解决汇率失衡问题，但是这个调整路径充满风险，汇率体制的脆弱很可能已经先受到跨境投机资金的冲击。因此，货币发行机制、汇率形成制度、利率形成制度、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层层相扣。

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彻底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日本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此时，日元货币发行渐渐与外汇储备脱钩，通过发行国债来购买外汇储备。日本央行发行货币的保证物，按法律规定为金银、外汇、3个月内到期的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以及3个月内到期的以票据、国家债券、其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商品为担保的放款等。金银和外汇之外的保证物（债券、票据、贷款等）充当保证的限度由日本财务大臣决定，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比例要求。

实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许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的外汇储备主要由财政部发行国债或以财政盈余向央行等机构购买，然后由财政部管理或委托央行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与基础货币投放关系并不大。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在逐渐放大汇率波动区间，最终的目标是货币发行独立于出口部门和美元，汇率波动更加自由。货币独立化的过程会通过购买国债，形成独立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这是利率市场化过程，而同时推进汇率自由化。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当中。

短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除了调整价格，没有什么能阻止货币的流动。近期的流动性便利扩充了流动性工具，使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绕开了存贷款利率限制，而更加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的利率引导。这些结构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以后的总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做好铺垫。

过去买入外汇的货币发行方式在遭遇持续逆差时，流动性将发生严重紧缩，威胁资产价格和银行资产质量。现在中国面临美联储将加息和中国国内债务杠杆偏高两大问题，仅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非长效机制。中国转变基础货币发行方式需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特别是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体系。常规手段主要是短期各种期限的常设逆回购和央行在公开市场买卖债券，央行债券买卖的品种应有严格的限制。

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随着基础货币发行方式转变，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内利率水平特别是短期利率的影响能力增强，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会确定和调控市场化的基准利率。

（作者为宏源证券宏观分析师，本文经《清华金融评论》授权刊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