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雇佣到合作：“个体户”基金经理将成新常态

每经记者 徐皓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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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逐一改造着各个行业，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感受尤为深刻，不论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估值逻辑被改变，还是“余额宝”带来的基金产品电商化热潮，公募基金的方方面面都深受互联网的影响。未来，在互联网去平台化的冲击下，投研人员的个人品牌价值将逐渐提升，而重塑投资逻辑、完善估值方法成为基金经理调整投研思路的重点，基金公司也将运用大数据等新工具进行投资产品创新。

当千万年薪也留不住“一姐”王茹远，当“一哥”王亚伟又要开募20亿新基金，这已不再是公募基金行业令人忧心的一个个“奔私”故事，而是一个行业进化进入新常态后的众生相。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互联网浪潮席卷之下，个人的价值凸显，大平台的作用消减，投资管理行业中新的组织模式和合作方式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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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个人品牌价值提升

一个月的时间，原宝盈基金基金经理王茹远连发了两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一封是在她告别宝盈基金之时，一封是她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之际，均引发媒体关注以及社交平台上高频转发，使其离职创立新公司广为人知。

树“个人品牌”意识萌动

王茹远成名于2013年在TMT（科技、媒体、通信）领域的投资，其所管理的基金获得当年混合型基金业绩第一。但今年下半年即传出王茹远将离职自创私募的传闻，有消息称宝盈基金欲以千万年薪挽留，被王拒绝。

10月，宝盈基金正式公告王茹远离职。王茹远执意离开的原因，在其告别信中可窥一二，“公募以前拥有的平台优势和信息优势已经没有了，繁文缛节的流程都成了提升投资业绩的桎梏。”而随着她第二封公开信面世，其新公司也走进了大众视野。

研究TMT行业出身的王茹远显然深谙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她在信中侃侃而谈对投资的理解以及过往捕获的TMT领域投资成绩，并提及业内同行赠送的 “互联网女王”、“科技女王”、“基金一姐”等称号。一条微信平台上的转载，阅读量在一周内已突破3万次。

过往基金经理“奔私”大多静悄悄，甚至刻意低调回避对公众曝光。能够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大多是行业中的精英，他们在业内已深受认可，不愁客源。但未来随着“单干”的基金经理越来越多，其中一些或许会更愿意 “抛头露面”，并以意见领袖面貌出现，来争取更多的粉丝。

在竞争激烈的卖方研究员群体中，更明显地出现了树立 “个人品牌”的意识。除了一年一度的外部评选，一些研究员或研究小组越来越广泛地运用自媒体推广其研究成果，寻求曝光，积聚人气。他们在微信平台上设立的公众号，更多是以其个人身份示人，而非其所在的研究所；或在类似“雪球”这类专业社交投资网站上实名注册。

广发基金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朱平曾作出预言:粉丝经济学可能是一个趋势，未来研究员将走研究员工作室模式，完全有可能依托在“雪球”上，或者几个证券公司可以合用一个研究员。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他们的报告，但是想进一步看更有价值的资料可能就要入会，交会费，或者佣金提成。

资管个人价值提升

个人品牌价值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在我们这个行业，即使没有互联网，信息一样漫天飞，传递一样很快，只是现在更快。实际上，资本市场的无效信息、干扰信息越来越多，我们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处理无效信息。”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有券商资管公司投资经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形容他每天收到的信息，“每天收到的邮件有几百封，标题都看不过来。如果是机构销售群发的报告，肯定是不会看的。如果有熟悉的研究员自己发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报告会看一看。”他打开手机微信，上面有几十个不同的投资方面的“群组”,每个群组左上角的红色数字都意味着有几十条未读信息，“重要的信息都会点对点发微信”。

单点联系的频繁，造就了个人之见的相互认可，研究和投资领域共同出现“英雄不问出处”的现象，并不因研究员或基金经理所处的平台，而更多是因为其个人能力而选择对方。

“以往公募基金和券商的平台是有很大价值的。尤其是卖方机构的分析师，正因为他在大平台上，所以可以服务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因为规模效应，获取的资源和信息也更多，他本身的价值能够最大化。基金公司也有一个大的投研平台，大量的券商分析师为我服务，所以接触到的信息也最多，产生的研究质量也是最好的。”国泰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范迪钊表示，“现在每个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之间、每个研究员和上市公司之间都可以建立非常直接和有效的沟通渠道，而不需要利用公司的平台。信息的传递甚至比公司之间的传递更加有效，完全是点对点的网络式的传播方式。”

他认为，“互联网最大的特质就是去中心化、去平台化，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基金公司、券商的平台价值越来越小。随着研究员个人价值提升，原来我们看重有声誉的大券商，而现在更看重研究员本身，而非其出身。”

“未来你可以发现，随着这个平台上参与的人员——研究员和基金经理的价值不断提升，人员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因为脱离了原来的平台他也一样可以把研究和投资做得非常好。”范迪钊预计。

王茹远在其第二封信中也表示，“我们与市场上许多知名研究员都有多年的良好关系，知名分析师在乎的不仅是在佣金和新财富投票的支持，更认同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反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大与券商和研究有深度的分析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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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流程重构

正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渠道增长以及众包模式的成熟，“离开”的成本越来越低，知名基金经理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摆脱桎梏，投入到“奔私”大潮中。

未来基金经理更像“个体户”

在通联数据CEO王政的预言中，未来基金经理可能更像 “个体户”，可以与多家基金公司合作，而并非其中某家公司的员工；也可能以公司的形式存在，但却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队。客户是由基金经理来吸引，基金经理甚至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其他基金公司来承接产品。基金公司更多的是变成一个平台，提供如通道等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的边界定义越来越模糊。互联网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消灭了‘中介’，改变了组织的模式，很多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众包’的方式来完成一件事情，投资也可以先找客户，再发产品。”王政认为。

事实上，这种从雇佣关系变为合作关系的现象在资产管理行业已经有所萌芽。在近年明星基金经理流失最为严重的华夏基金尤为明显。

华夏基金多名离职的明星基金经理成立的私募基金，很多都与华夏基金子公司“华夏资本”合作，借用通道发行了私募产品。华夏基金原投资总监程海泳成立的私募基金“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华夏资本的平台上发行过华夏资本对冲-财富1号、2号两只产品；华夏基金原投资副总监孙建冬设立的私募“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也在华夏资本发行过多只产品。

组织、流程重构

近年来一些基金公司开始的“事业部”制度的尝试，也是从内部进行改革，重构公司与投研人员的关系。事业部制度的引入，将基金行业运行了16年的“大而全”投研架构打散，重组为一个个事业部，一个明星基金经理带领三、五人的团队，自负盈亏，参与基金管理费的分成。

2013年，招商基金首推“投资工作室”计划，成为第一家启动事业部改革的公司。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中小基金公司制度方面的创新之一是事业部制的考核管理制度。目前，前海开源、中欧、国金通用、九泰等基金公司均在试水事业部制改革。

“事业部制实行后，各事业部将会被推向市场，公司的角色将会是给予各事业部原则上的指导、提供后台支持、保证业务合规性。”国金通用基金总经理尹庆军表示。

事业部制改革不仅改变的是利益分配方式，对传统的投研体系和投资流程亦动了手术。

“在传统投研体系下，研究员都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他们提供的东西基金经理不一定需要，研究和投资需求错配很严重。”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而在事业部制度下，助理和研究员就要为牵头的基金经理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从原来的的一对多沟通，变为一对一沟通。”

还有基金公司则试图通过产品创新来改变研究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富国基金新推出的一只名为研究精选的股票型基金，首次采用了给研究员权限直接选股的模式。基金经理负责大类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21位行业研究员负责个股精选，每位研究员最多推荐3只个股，并按超配、标配、低配赋以一定权重，构建组合。

投资制度仍待完善

对于公募基金比较传统的组织、流程，王茹远在离职的告别信中也谈及，“传统的调研方式、内部报告、答辩、入池、买卖约束等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越是流程严谨的大基金，投资业绩越赶不上趟。”

不过，亦有相当部分的投研人员认同传统制度流程的必要性，而如何在效率和风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业内思考得更多的问题。

“站在投资人员自身的角度，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投资流程越简化、方便，我的反应速度也会越快。但是站在系统的角度，一定的投资流程和限制也是必要的。”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国泰基金权益类投资总监范迪钊也有相似的态度，他认为，“公募基金的体制和传统的研究方式，是经过多年沉淀后形成的一个流程和制度，有其合理性，不应该被完全摈弃。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看重的是一个偏中长期的过程，不能因为一年两年风格的变化而随意更改制度。”

范迪钊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投资不能完全以结果导向，因为金融业永远是二维判断标准——一方面是业绩，一方面是风险。不能因为风险没有暴露，就认为风险不存在，不能因为流程控制部分地影响业绩而一味地否定这个制度。

他认为，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一定的风险控制下如何完善投资制度，例如在具体选股操作中，在分析的方法上做一些调整，把只看静态业绩的权重降低一些，把看动态的未来行业发展空间的比重提高一些。因为商业模式发展不断变化，投资过程中确实也需要为适应新商业模式进行一些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