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峰会酒店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来看北京商报记者对该公司总设计师匡晓明的采访。

记者：中国设计团队设计的“日出东方”酒店能够突出重围，是偶然还是必然？

匡晓明：应该说是偶然之中蕴含必然。众所周知，大事件中的标志性建筑，其设计都受到民众关心，领导重视。在此背景下，第一轮招标邀请的都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的顶级设计团队，但这些国际大公司的设计主要以展现个性为主导，与整个环境的融合度不高。所以，第二轮竞标开始邀请国内的设计单位参与。

与外部因素相比，内因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设计师最了解北京以及当地的内涵。我们想以中华文化底蕴为基础，以全球和谐为表达形式，创造出建筑、自然和人的和谐。我认为“日出东方”方案最终中标，也体现了本土设计师在中国文化解读方面的优势。

记者：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国内大城市的地标性大型公共建筑中，近八成是洋设计师设计的。您认为中国设计师和国外设计师相比差距在哪里？

匡晓明：其实不止八成，国内标志性建筑九成以上都是洋设计师的作品。

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连高层建筑都很少，一个设计师设计一个高层建筑都可以申报院士。在这种低起点下，我国设计师在上世纪90年代也与国外设计师出现很大差距，从建筑结构技术、境界、手法等方面，本土设计都是落后的。

本来上述差异要通过数十年才能赶上，但恰好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这给了中国设计师非常多的实践机会。另一方面，中国设计师开始疯狂研究洋设计师的作品，同时，我们虽然不能设计，但可以帮助国外设计所画施工图，这也让我们获益颇多。

通过学习和实践，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快速提升，并且也意识到洋设计师的设计并非十全十美，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到位。所以，从2004年以来的十年中，中国成长起很大一批年轻设计师，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外顶级设计师之间已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记者：有人说，“日出东方”设计的胜出，标志着本土设计师的崛起，您如何评价？

匡晓明：APEC对本土设计师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机会。因为中国作为今年APEC会议的东道主，在建筑上必然要展现两层含义，一是要具有时代感，二是要表达东道主的底蕴。而本土设计师可以更好解读中国文化，从这点来说更为有利。

同时，在接下来的“后APEC时代”，我认为本土设计师将迎来快速崛起的时期。在“后APEC时代”，不缺技术，更不缺人和项目，让本土设计的前景非常光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好的文艺创作如是解读。这让所有从事文化创意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奋。其实，全国都在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未来不光是本土建筑设计，包括电视、汽车等工业设计以及服装设计等等都将迎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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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地产（微信号：Real-estate-circle）查了一下，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公司成立于2004年，拥有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城乡规划编制乙级资质，是一家综合性设计公司。它的核心团队，多数出自同济大学。而这家公司的总设计师匡晓明，出自同济大学规划系。圈内人都清楚，同济规划在中国，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用匡晓明的话来说，是“人才的输出，思想的输出”，而不是不是简单地以项目的数量、规模为标志。

上海华都作品之一：扬州中学

上海华都作品之二：新疆克拉玛依日报社

1968年出生、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度过狂烈青春的匡晓明，如今的心态是如此平和。他认为自己比前辈幸运得多，“大规模城市建设真正的启动还是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开始的。1990年我正好开始工作，当时我在读研究生，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参与很多规划设计。”

邦地产（微信号：Real-estate-circle）一直挺痛恨眼下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大量破坏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所谓城市规划。那么，同济规划，你是不是应该为此负点责呢？

匡晓明却表现得很乐观，他更愿意用发展的前瞻的眼光去反思这种变化。

“中国城市的现状，不能光从表象去看，而是要从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去看。谁也不知道现行的模式是不是最好的，但从目前看来还是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的思想，恐怕我们今天还不及。黄帝的治国方略是遵从大自然的规律，而不是人的意志。汉武帝之后，以礼治国。西方以法治国，中国也有法家，但中国从来不认为通过酷刑治国是一个好方法。

“回过头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花了很大功夫纠正历史发展方向上的错误，而且这个过程绝对不能是革命性的、激进的，必须循序渐进。我们现在回看1990年代初的一些现象，觉得有荒谬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也是如此。”

已经做过100多个新城规划的匡晓明说，“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我们。世界上没有人做过这么多新城。”回想起做第一个项目，匡晓明承认自己“根本没考虑形态”，第二代新城规划，以大广场、大绿地为代表，比如东莞城市中心，于是雷同度过高，今天就不会这样做了。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是：第二代产品确实有很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那个时代政府掌管权力太大，技术人员不具备决定权。

匡晓明后来一直呼吁：“城市属于人民”，行政长官也是人民的代表，城市规划的修改，需要公示，以便老百姓参与。虽然这更像是一种理想，但也是他的一种态度。在“政府要政绩，开发商要钱”两者之间，规划师在造新城过程中起到协调、服务的作用，毕竟“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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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刘雪梅 文章来源：邦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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