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区域竞争破解发展速度难题

■35年的经济改革重新书写了改革在中国的历史。改革在中国有了新的命运，中国也因改革而新生。在这35年里，物品市场乘改革的春风，重返神州大地，旧貌顿时换新颜。或许下一个35年会给中国改革另一次机会，迎归思想市场。

■随着现代经济对知识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思想市场已成为经济的命脉。中国经济缺乏创新是结构性的硬伤。我们只有在经济结构上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解释为什么千千万万灵巧、坚韧、埋头创业的中国企业家群没能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知识创新是经济创新的基础，而思想市场的缺位正是中国经济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大转型的一个难解之题是它的发展速度。解开这其中的奥妙，区域竞争是关键。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演绎了一出“空间换时间”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国地广人多的空间优势加快了改革速度，快速突破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知识瓶颈，造就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奇迹。

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过去30多年里，我们不经意间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经济大变局。这个历史性的经济巨变至少包含四个层面，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从贫穷到小康的转变，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区域割据、封闭性经济到全球开放性经济的转变。海外西方学人谓之“中国经济大转型”。而且，这场经济巨变一方面被压缩在局促的时间段里，另一方面又在神州大地这块广袤的空间里恣意飞扬，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市场经济终于姗姗到来，在20世纪末一跃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不仅孕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且对市场经济全球化居功至伟。在1976年，中国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在国际舞台上，“华约”、“北约”争锋对峙，冷战正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分天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胆地转向市场化，给计划经济致命一击。当蛇口工业区在1979年破土动工，向海内外招商引资，世界为之哗然。中国经济改革比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方掀起的“去管制化”浪潮先行一步，而且立竿见影地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计划经济的丧钟也由此敲响了。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印度、越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北斗星。

为了厘清中国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科斯先生和我历时近四年，完成了《HowChinaBecameCapitalist》一书(RonaldCoaseandNingWang，HowChinaBecameCapitalist，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12)。中文译本翌年由中信出版社推出，改名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译本也相继问世；而俄文和土耳其文译本也在准备之中。“中国经济大转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个至今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奇迹”不仅仅属于中国。我们力求事求其是，语求其实，真实地记录这段改变了历史的历史，客观陈述市场经济在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巧合。在收集材料、阅读文献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有关改革的程式性论述似是而非，对理解中国改革启发不足。我们秉笔直书，无意标新立异，但求自成一家之言。

区域竞争破解发展速度难题

中国经济大转型的一个难解之题是它的发展速度。一个泱泱大国，每个省份就人口而言可与不少国家匹敌，且不说巨大的地区差异，能在二三十年里从统制经济跨步到市场经济，的确前所未有。享誉海内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差不多是唯一成功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预见到重开门户的中国一定会步入市场经济的学者，但随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让张教授连连吃惊。解开这其中的奥妙，区域竞争是关键。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演绎了一出“空间换时间”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国地广人多的空间优势加快了改革速度。制约官方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但是，中国一旦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改革的主要瓶颈便是知识贫乏。这既包括很多技术层面的专业知识，诸如“看不见的手”怎样调节市场供求，如何界定产权，国际资本如何运转等等；又包涵更多地方知识，即一时一地、转瞬即逝的经济信息。在改革之初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几乎空白。

幸运的是，在民间，在公有制经济的铁手铜臂伸不及、掩不住的边缘地带，市场在狭小的空间里顽强地挣扎。改革就是把中国还给市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革命”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给市场松绑，那么，90年代伊始的区域竞争则是给市场建高速。诚如哈耶克所言，竞争即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同时，竞争也是经济变化内部衍生的动力，从而不断创造知识的过程。企业竞争迫使企业家创新，以最低成本提供消费者最中意的产品；区域竞争引导地方政府竞相为市场搭台，为企业家创业服务。在改革之初，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山东诸城模式、长沙模式、上海模式也曾争奇斗艳。地方竞争犹如千舟竞发，大家都凭借本事和运气，摸着石头过河。各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摸索，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昔日“一刀切”的惨痛教训让中央政府学会因地制宜的道理，因此无心把某个地方模式强行在全国推广。同时，地方官员对于它地模式也只是实地取经，多方借鉴，并无邯郸学步之意。

区域竞争其实贯穿整个改革年代。在改革初期，由于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地方政府一直是改革的先锋。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安徽和四川等地率先破除旧习，开改革之先河；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福建、贵州、蛇口、深圳是改革的排头兵。跨入90年代后，在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地方经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很快被打破。中国经济逐渐融合成一个开放的共同的市场体系。当全国32个省级政府、近300个市级政府、2千8百多个县级政府、近2万个镇级政府和近1万5千个村级政府都企图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搭建工业园以发展地方经济之时，神州大地摇身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试验室。企业家们尽可放手一搏，或大展宏图，或另起炉灶。各种不同的经济试验同时展开，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可行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即时传开，反馈给整个系统，为下一轮的经济试验提供参考。各地不同的经济试验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同时也在不断更新的知识积累中更上一层楼。

实践出真知，但知识积累需要时间。如果多种不同的实践齐头并进，知识积累便有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拿拼图游戏打个比方，一个玩家可以不断试误，凭他的经验和判断，逐渐把杂乱无章的碎片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对任何一位玩家而言，熟能生巧，时间是决定技能和知识积累的主要因素，虽然不同玩家的学习速度不一。现在，假设有十位玩家需要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一个崭新的拼图游戏。一种方法是在十位玩家中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找出最棒的，然后把任务交给他完成。这个方法合理可行，优于很多其他选择(诸如挑选经验最丰富的玩家，最爱国的玩家，与拼图游戏的厂家是老乡的玩家，等等)。但是这样让另外九位玩家作壁上观，浪费太多的人力资源。况且，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拼图游戏，如何十里挑一，找出最有胜算的玩家并非易事。一个较为民主的选择是采用“车轮战法”，让十位玩家依次出场，每人3分钟，直到拼图成功。这样安排可以集思广益，吸收旁观者清的优势。但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想法和策略，不可避免出现前后矛盾，甚至上家拼图下家拆的局面。第三个办法是让十位玩家同时上场，每人一幅拼图，各自独立作业，但大家可以互相观摩。这种安排显然更好地做到了群策群力，才尽其用。十个不同的拼法同时竞争，玩家们可以时时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方法和进度，互相启发和学习。在第三种方案中，知识积累不再是一条时间线上的延伸，而是立体的全方位型的扩张。知识可以在短时间内爆炸性增长。从知识增长的角度看，把空间当作时间使。在区域竞争过程中，中国经济一时百花齐放。借助“空间换时间”，中国快速突破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知识瓶颈，造就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奇迹。

官方改革与民间改革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改革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走出公社，走出单位，走出公有制，重获经济自由，独立创业，迎接竞争，融入国际劳动分工的历史。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从《十年发展纲要》到“新八字方针”，从“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财税改革、外贸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主导的改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有两条战线，官方改革与民间改革。在改革初期，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大多是各种待业或无业人士自谋生路，养家糊口的结果。而政府的主要贡献是革旧迎新：清除“左”的遗毒，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修改过时的法规，颁布新政策。

在1979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在农业方面，国家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另一方面减少粮食征购而扩大粮食进口；同时，迅速恢复自留地，农贸市场，并加强农用物资生产。在工业方面，大幅度削减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投资,扩大轻工产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加强民生建设(提高工资待遇，缓解住房难)。在外贸方面，打破外贸部对进出口的垄断。在财税方面，实施“分灶吃饭”，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经济大调整的同时，政府选择了国有企业为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其目的是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新八字方针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官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国民经济中结构性失衡，同时给基层组织包括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

而真正让企业家精神重返神州大地，让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力量源于体制外的民间改革。分田到户是忍饥挨饿的农民摆脱饥荒的通常手段，乡镇企业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是待业青年自谋出路的结果。这些民间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在当时，官方改革虽然得到政府的保驾护航，但处处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现有体制的制约。而“边缘革命”虽然饱受政策上的歧视，却享受更多的运作自由，也时刻面临市场的选择和淘汰。于是，设备和技术均落后于人的乡镇企业能完胜国营企业。又譬如，官方推行的农业改革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确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粮食进口和减少粮食征购也成功地缓解了农业的压力。但是这些官方改革丝毫没有触及集体农业的两块基石——统购统销和户口政策；农民依旧从属于生产队，远不是自由经济人。而真正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择业自由的是他们自创的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

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止于1988年)主要是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垄断，欢迎企业家、市场和私营企业重回神州大地。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则以建立市场秩序为主要标志。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下海潮”席卷全国，民营经济如火如荼，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更重要的是，1992年价格改革结束了价格双轨制，1994年财税改革简化税制，随后的国企改制斩断了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利益链。这些改革不但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清除了地方贸易壁垒，整顿市场秩序。此后，地方市场逐渐整合，全国形成一个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所有的企业接受同一个产品市场的约束；相同的竞争原则保证企业优胜劣汰。到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然成形。

缺乏创新是中国经济的致命软肋

很难想象市场经济在中国会有一个更辉煌夺目的开始。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以人均GDP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刚刚扬帆启程的中国市场经济还有漫长的征途。但目前中国经济有一个致命软肋：缺乏创新。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和全新的产业。相比而言，20世纪的中国工业革命在创新上却乏善可陈。这不是否认中国企业家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乡镇企业产品能漂洋过海，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温州一跃成为中国小电器、服装、鞋业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基地，最近十年湖南邵东取代广东和浙江而成为中国“打火机之都”。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改革浪潮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故事背后中国企业家顽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疲软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MadeinChina”，但他们很少有人说得出任何中国品牌。中国的出口产品也是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是“贴牌加工”。这种“有产量无产品”的窘困曝光了“世界工厂”桂冠下的寒碜家底。除了生产成本的优势，中国有多少出口企业能够靠自己研发的产品独步天下？

中国经济缺乏创新是结构性的硬伤。我们只有在经济结构上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解释为什么千千万万灵巧、坚韧、埋头创业的中国企业家群没能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知识创新是经济创新的基础，而思想市场的缺位正是中国经济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思想市场，犹如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因为知识在人类从事的任何形式的经济生产中无所不在。从采摘、狩猎、刀耕火种，到现代社会网络化分工和机器化大生产，无不如此。但由于知识隐而不现，不仅看不见摸不着，有时甚至不可言传，更无从计量，没人把知识看作生产要素。毋庸置疑，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一则，知识不会因使用而折损或消耗，享有无限期的服务寿命(除非被更好的知识所取代)。二则，语言、文字和现代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知识复制的成本几乎下降到零。再则，没有最终最好的知识，任何知识(科学、技术、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和艺术等等，即西哲波谱尔所谓“第三世界”)都可以永无止境地被提高和改进。继续借用波谱尔的术语，所有知识都是假设，没有永远的真理。于是，如何通过竞争，甄别知识，让知识不断进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是思想市场面临的大挑战。

随着现代经济对知识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思想市场已成为经济的命脉。但是，中国的大学——创造知识和培育知识创造者的中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却越来越陷入行政化的泥潭，与“独立的学术，自由的精神”渐行渐远。让国人羞愧难当的“钱学森之问”给思想市场多年缺位的中国一记当头棒喝。这迟来的警钟，或许能让我们亡羊补牢。

根据目前通行的历史划分法，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毫无疑问，中国是背负着屈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拽进现代社会的。自鸦片战争以降，改革似乎与中国无缘。中国犹如一片孤舟，在暴动和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从一个风头浪尖抛到另一个风头浪尖。上下沉浮，却徘徊不前。35年的经济改革重新书写了改革在中国的历史。改革在中国有了新的命运，中国也因改革而新生。其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与改革何曾须臾相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这35年里，物品市场乘改革的春风，重返神州大地，旧貌顿时换新颜。或许下一个35年会给中国改革另一次机会，迎归思想市场？诚如是，中国一定会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作者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利.科斯助手，并与其共同完成《变革中国》。现任美国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