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一个7%左右的新常态,本轮宏观经济下行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一个7%左右的“新常态”。“新常态”不取决于外部参照物,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
事实上,本轮宏观经济下行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既有外需萎缩,也有内需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调整;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创新政策框架比政策刺激更重要。
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
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从大周期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自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体,还没有哪个经济体打破了30年高速增长后必将经历一番艰难调整的规律。世界银行《中国2030》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每5年都会下个台阶:“十二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8.6%,“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下降到7%,2021至2025、2026至203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5.9%和5%。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首先,纵向比较而言,本轮经济下行与2009年的宏观经济下行有很大的不同。两次经济下行呈现“一急一缓”态势。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其次,横向比较而言,也处可承受范围之内。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机遇自身的历史比较。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几乎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当前增长速度当然是放缓了,但是放在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中国7%的“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考,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相比过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长速度,7%左右的增长更加注重质量,更加适合中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与以往的增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从三方面适应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要学会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新周期问题需要用新周期的观点去审视和解决,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放松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高社会成本等供给约束以提高短期增长率;化解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的供给障碍以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率。
首先,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为核心,认为减税应该是永久和全面性的。然而,实际情况使我国目前的减税不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结构性的。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巨大,全面减税必然使我国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如果全面减少各个产业的税收,会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放慢。
其次,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增加有效供给。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认为,货物过剩是表面的,其深层次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新的需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关键是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一是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只能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来获取更多利润;二是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有效机制;三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推进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四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