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败局》,我们知道了很多企业家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但至少知道了一些底线性经验。
文/宋思艰
说到吴晓波,人们往往会想到他写的《大败局》一书。最近,我把《大败局》1、2册都看了一遍,这是吴晓波2007年写的书,但放到现在也并不过时。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性变化却异常缓慢,几千年前老祖宗的很多哲理放到现在都有借鉴意义,《大败局》所描述的改革开放之后的诸多案例离我们就更近了。
《大败局2》第一个故事就是有关李经纬和健力宝的,这个故事对于财经媒体人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吴晓波在《“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这篇文章中,详述了李经纬和健力宝的起起伏伏,文章小标题取得一语中的,如“致命一问:健力宝是谁人的?”“政商交恶:偏不卖给创业人”。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是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家经常面临的困惑:产权关系不清晰;政商关系难以把握。
现有“国师”之称厉以宁曾说,产权不清的后遗症就是,民企不听话就要收拾你。
那么,民企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是打官司吗?中国传统是“民不告官”,应对之道多半也只能是私下协商解决。但是,民营企业家也不可能都是守法的人,商人逐利的本性让他们本来就容易游走在灰色地带,他们之中也确实有人配合侵吞了国有资产,因此他们的各种大胆行为客观上也给“被收拾”提供了很多借口。
当然,也不是所有管制者都要追究企业家原罪,这是看需办事、看人下菜碟的,因为多年前也曾有地方鲜明提出不追究企业家原罪。
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从一个“小切口”的角度来考虑,或许可以理解为症结在于能否依法依规办事:大家都能严格遵循相同的规则,商业成本和管制成本都能降低。
至于政商关系,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让人难以把握的关系之一了。要逐利,求助于政府是捷径之一,但世上从无免费的午餐,今天政府帮助了你,明天就可能有各种烂包袱塞给你、各种烂事让你解决,如果不解决,以前吃进去的也要吐出来,甚至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如同李经纬那样身陷囹圄却长期不给说法。
在中国的企业家,只要做大了,就无法回避对政商关系的拿捏和把握。这方面,刘永好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对政商关系的原则也广为人知:与政府搞好关系,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
社会和经济要有活力,首先要有良好的制度、规则和氛围,规则不明确或者掌握政治、司法大权的人自由裁量权空间越大,权力寻租的事情就越多,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越低。
一个企业家、一个人,保持低调、独立、冷静的判断异常重要。在吴晓波《大败局》中提到的企业家,事业做到一定程度头脑就发热、膨胀,对内导致离心离德、对外形成“墙倒众人推”局面者不在少数。
末了,还是不能忘记从媒体报道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是令多数人受益的事情,但如何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这无疑需要掌权者的身体力行和切实推动。然而,谁愿意革自己的命呢?这一悖论如何破解?
从刘永好的正面例子和很多反面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与某一个具体官员走得太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保持适当的距离,似乎是不二之选。但是,刘永好的保持距离原则真的贯彻到底了吗?如果保持距离到了孙大午那样,还有几个人敢继续保持距离?
看完《大败局》,我们知道了很多企业家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但至少知道了一些底线性经验,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规则、规则可被随意修改、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必败;如果一个企业家,过度相信自己的经验、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过分亲近官员,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