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香港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面镜子

在内地就“延迟退休”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同时，香港特区也正在直面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就公务员延迟退休提出改革方案。上周五，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就公务员延迟退休展开为期4个月的社会咨询。

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延迟退休”似乎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但延迟退休在内地所引发的争议之广泛，又恰恰在于其本身的诸多特殊性，比如行业收入和工作强度差异性较大，尤其是针对公务员延迟退休所引发的社会不公争议，更与香港存在显著不同。不过，香港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面镜子，从中能折射出内地延迟退休改革值得借鉴与思索的地方。

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公务员延迟退休动议，首先是有详尽数据作为佐证，统计显示，未来10年内，香港公务员的每年退休人数将从4100人增加到7000人，而每年新入职的公务员平均约有3000人。这意味着每年公务员流入流出差为4000人，10年后香港公务员的数量“赤字”将达到40000人之多。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公务员净流出趋势，香港政府在公务员延迟退休上依然设立了几道关卡，首先就是广泛征求民意，毕竟公务员延迟退休所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来自于全体纳税人供给，因此要征得绝大多数纳税人同意，公务员延迟退休才能获得制度合理性基础。这一原则同样应适用于内地公务员及事业在编员工群体的延迟退休。其次是公务员延迟退休要经历严格的审核程序，续用已到退休年龄的员工按公开公正的原则审批，并交公务员事务局审核。而且社会各界还就此进一步提出建议，比如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王永平所建议的，政府在延任现职公务员时须指引清晰，确保没有徇私，设立上诉机制，合约不应超过两年。如此一来，公开透明，多人监督，延迟退休期限设置上限，这些思路都可以为内地所借鉴。

而香港公务员“延迟退休”，还体现在设立了退休后的利益回避制度。香港现有条例规定公务员退休后，在法定期限内不得从事特定职业。这就确保了这些公务员延迟退休对社会的影响利大于弊，如此也能更好地说服社会各界接受公务员延迟退休。

从香港延迟退休改革可以看出，延迟退休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民主决策，当各个职能部门公务员岗位供需关系发生变化，需大于供时才能提请延迟退休，确保公务员延迟退休的民意听证程序，多听听民众的建设性意见;公务员延迟退休要尽可能层层把关，过程透明，才能避免公务员延迟退休可能存在的各种猫腻。而只有把攻坚难度最大的公务员延迟退休改革顺利推行下去，所积累的经验才可能运用到其他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