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负债率可上升至60%
中国证券报：您怎么看待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问题？近期各界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担忧正不断加重。
王建: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其实不是问题。我的主张是，可多发一些债，而且应由中央政府担纲主力。就全球范围看，目前我国政府财政负债率，尤其是中央财政负债率其实很低，只有百分之二十几，我认为中央政府负债率完全有空间上升，可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也不会产生太大风险。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负债率在80%-90%，日本更是达到200%。
这一轮城镇化投资应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担，投资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再走此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老路，应将投资与消费有机联动起来，避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2008年，我们扩大投资和产能，却没有想好这些产品谁去买。比如，为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居住问题，可由政府投资建设住宅，然后通过以租代售的方法消化这部分住宅。政府可发行10年、20年建设公债，然后在10年、20年后把房子出售给农民工，我相信这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地方债，很多都是投资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规模太大。但是，如果本轮我们能通过城镇化建设彻底打开内需，使那些基础设施都能运转起来，此前债务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民间资本在这一轮城镇化投资中，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建：让民间资本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可能的，但不是没有他们的发挥空间。大规模城镇化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就会随之产生一系列对服务业的需求，这就需民营资本进驻。
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力
中国证券报：按照您的观点，城镇化投资建设需有强大的消费力配合，如何才能真正提升消费、刺激内需？
王建：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过剩，出现生产过剩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消费力才能提升。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一个是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在经历30多年改革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已从生产流通领域转向分配领域，需调整的是企业与居民及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不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改革重点摆放不准，改革就难以收到明显效果。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多方面配合，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就需要加快财政体系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又分为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收入方面的改革，要从现在的流转税变为直接税，要让财政能起到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直接税就是要以所得税为主，由此调节收入分配。政府应向富人收税，现行的所得税主要是向穷人收税。财政收入比重要提高，因为再分配要达到一定比重才能达到消除差距的目的。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再分配会占一半的GDP比重，而去年我国大概是23%。
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方面。简而言之，政府要舍得把钱拿出来给穷人花，比如通过社保形式或其他形式转移给穷人花，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三分之二的支出都是用在居民福利上，财政支出基本是福利性支出。我国现在的社保支出只占十分之一，按照50%的国际标准，仍需提高40个百分点。未来我国要建立以社保支出为主的支出结构，目前我国的社保覆盖只在城市，还有八亿农民没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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