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局：我国有信心有能力抵御美国QE退出冲击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国际收支有关热点问题。他指出，我国有能力承受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冲击。未来我国将面临资本流入和流出双重风险，加快国内结构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我国有信心有能力抵御美国QE退出冲击

2013年底，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已实施五年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大幕正式开启。QE退出将产生的外溢影响，成为新兴经济体未来面临的重要风险。

管涛用三句话概括了美国QE退出对我国的影响：“第一，影响还不明显；第二，对冲击有承受能力；第三，挑战不容忽视。”

2013年上半年，受美国QE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资金大量外流、本币大幅贬值的情况。5月至8月，我国银行结售汇月均顺差降至29亿美元，比前4个月的月均水平大幅降低。6月和7月，银行结售汇出现去年全年仅有的单月逆差。

管涛说，目前看，从美国谈及QE退出到去年年底正式宣布QE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没有造成根本影响。去年新兴市场货币总体贬值，但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均升值超过7%，外汇储备全年增长5097亿美元，这说明美国退出QE并未改变跨境资金净流入的整体态势。

他同时强调，美国QE退出产生的影响，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被市场反复炒作。美国QE退出的过程，可能造成国际资本回流，也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随着QE退出的推进，还会造成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成本的变化，也有可能影响企业的财务运作。

“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冲击，我国有信心抵御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管涛强调，我国已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基本面、财政金融状况和外汇账户仍然稳健；我国还有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即便有一些资金流出压力，也能承受。

另一方面，他指出，美国退出QE基于美国经济向好的基础，有利于改善外需环境，而且QE退出是渐进过程，将减缓对其他市场的冲击。从积极意义上看，如果美国QE退出过程中一些资本回流到发达国家，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风险并存

管涛强调，在美国QE退出的背景下，2014年我国面临的跨境资金增加流入和扩大流出的风险并存。

从贸易和投资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快，对于我国稳定和扩大出口是利好。我国正加快推进改革，将改善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有利于吸引长期资本流入，贸易和投资将继续保持顺差。

“但在顺差的基础上，仍然会发生波动，有可能导致跨境资金流入更多。”管涛说，如果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有可能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把资产配置到人民币资产上。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在人民币利率仍然比主要货币利率高的情况下，企业也可能通过财务运作导致更多资金流入。此外，我国本身有很大的外汇储备，也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流入。

另一方面，他强调，我国也可能面临资本流出压力。当前，包括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QE退出对新兴市场外溢影响等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都将加大跨境资金的波动。

国际收支平衡基础尚不巩固

我国一直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也取得一定进展。数据显示，前三个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2.2%，低于国际公认4%的标准。

但资本流入的压力仍然很大。根据外汇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银行结售汇顺差达2702亿美元。

管涛认为，目前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和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主要反映贸易和投资顺差依然较大。此外，企业顺周期财务运作加大了跨境资金波动。“国际市场上流动性非常多，主要货币利率较低，人民币利率相对较高，又面临升值压力，很多企业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方式对冲风险，导致结售汇顺差‘被增长’。”

外汇局局长易纲日前发表文章，提出将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入。

管涛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是大趋势。托宾税和传统行政管理手段不同，主要基于价格、依靠市场传导进行逆周期调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开放并不意味着不管，而是用更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管理。

他强调，目前外汇储备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基础仍不稳固，跨境资金增流入与扩流出因素并存。对我国来说，促平衡与减顺差依然重要。下一步，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双向风险监测，准备好预案和工具，同时探索使用更多的市场化工具，针对风险及时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