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贸区
中国正在推进政府采购协定等一系列对外谈判,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加快双边投资协定商签,着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每经记者 周洲 发自北京
改革历来与开放相辅相成。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辅导读本中,发表文章《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称,要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区。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必然会推动涉外法律体系、政府管理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有助于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虎城在文中表示。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或全国推广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 《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表示,国家将在试点基础上选择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贸园(港),为全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累经验。这意味着未来会在全国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高虎城在前述文章中称,要按照《决定》要求,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区。
中国保税区建设正面临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问题,一些地方依靠政策加自身的优势条件,具备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沿海港口和保税区的转型方向越来越明显。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最有可能在这些自由贸易园区内先开展试验。
目前,已有广东、江苏、天津、重庆等申请自由贸易园区。这些地方都是港口,申请方案的侧重点各不一样,与上海自贸区承担的综合试点任务不同。比如,据此前《中国证券报》报道,广东申请建立粤港澳自贸区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其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服务贸易开放,而重庆则侧重于内陆港的货物贸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其他地方试点可复制的不是上海自贸区的内容,而是制度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需要顶层制度设计来突破改革阻力,如果上海自贸区的顶层设计不完善,则其他地方的自贸区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及改革阻力。
对外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高虎城称,中国正在推进信息技术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等一系列对外谈判,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加快双边投资协定商签,着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高虎城称,规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在现代国际经贸竞争中能否赢得先机、获得更大利益的重要条件。
高虎城还在文中表示,“针对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的新形势,我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自贸区、投资协定等各项谈判,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全面反映我国经贸利益诉求,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为商品和服务更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正在商签之中,第十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于10月21日~2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今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商定进入实质性谈判后举行的首轮谈判。
据商务部官员透露,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仍在继续推进中。
《新闻晨报》11月20日报道称,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也将于今日启动。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达成一个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既有利于促进双向投资的增长,有利于发展双向平衡的中欧经贸关系。对于这一重大谈判,中方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上述谈判能取得成果,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及宏观调控的方式将进行重大变革。
工信部部长苗圩:从六方面促国资国企深入改革
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每经记者 王雅洁 发自北京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面世,国资国企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眼中,改革至今,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国有企业此前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现代企业制度总体上还不完善。其中一点,就包括“企业盲目决策,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资产负债率过高等突出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选项之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但截至目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形势及任务相比,国资国企改革仍面临一些问题。
苗圩认为,截至目前,现代企业制度总体上还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企业盲目决策,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资产负债率过高等突出问题。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苗圩直言,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苗圩在署名文章中直言,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事项由政府审批的仍然过多,国资分类监管和考核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企业经营者缺乏市场化的退出通道,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运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垄断行业的角度来看,现代企业制度总体尚不够完善还体现在“准入门槛过高,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机制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一些垄断行业还存在普遍服务缺乏、产品价格高、收入水平过高”等问题。
六方面促深入改革
如何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抓住关键性环节“动刀”,进而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苗圩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最基本的思路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首先须理顺出资人、决策人和经营管理人的关系,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致力建设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须继续深化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有必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
其次,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须尽快完善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个方面,苗圩聚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透露将继续推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与企业脱钩,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健全国家出资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在提高企业效率方面,苗圩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并将加大内部资源整合,采取多种方式剥离重组非主业资产。除了上述改革重点,苗圩还对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等两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顺着2005年试点的思路往下走,继续做实董事会制度。”一位国资委研究中心人士认为,落实具体改革举措时,应减少国资委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尽快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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