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周云波：公权力不宜过分干预市场

每经记者 杜冉乐 发自成都

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近日，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下一步要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凸显了“无形之手”的重要作用。

与之相关的是，比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多项配套改革也公之于众。

恰好在这一时间节点，11月16日，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参加此次学术年会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经济研究所教授暨博士生导师周云波正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与贫困等领域的专家，他欣然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在他看来，好的理念应在试点区域多推动几年并让相关主体充分博弈之后，才能显示出真实的效果来，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比强制性制度变迁更有市场效果，比如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后来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等系统性改革。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如农民、居民、企业等）、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它具有增量调整性质，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演进过程。

“市场”不再是工具/

《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提法上的变化可能透露出几个方面的信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一直是把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但现在从《决定》中的这些提法来看，中央开始逐渐认识到市场不仅仅是工具，更应该是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周云波表示，这显示出中央改革的决心及改革的力度都是空前的，那么下一步就看如何去落实这项制度了。

周云波还表示，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大家似乎都有了一种满足感。从基层角度来看，改革的动力稍显不足。

“中国过去的改革几乎都是增量式改革，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是在不牺牲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帕累托改进式的，这次改革则进入了深水区，可能会触动很大，改革的难度会更大些。”周云波进一步分析称。

公权力过分干预市场引发问题/

《决定》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一方面，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贫困人口救助、公共安全等。”周云波表示，另一方面，政府还有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职能，比如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

那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去界定？周云波表示，坦率地讲，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实很难界定，比如有些公共服务可以由政府来提供。

实际上，现实的情况是公权力过分干预市场。周云波认为，当前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比如土地，这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再比如资本，过去买卖的资本价格都是政府定下的，目前虽然贷款利率放开了，但存款利率并未放开，计划色彩还是较浓。

周云波表示，从这几年实际调研的经验来看，政府官员的权力过大，比如规划问题，一个小区的规划方案都是政府定的，开发商如果想修改规划，要层层向政府重新报规，尤其是容积率的略微改动，对于开发商的收益可能会相差千万元，拿出几百万元去行贿，开发商也会感觉很值得，但对于居民的利益损害是巨大的。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亮点/

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成为中央政府坚持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头戏”。

《决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决定》还指出，“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此外，《决定》还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周云波看来，这项改革算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亮点，有助于增强国有资源的配置能力，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科技创新需宽松学术氛围 /

《决定》指出，“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周云波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几乎都是诱致性的，先是社会有了需求，才有技术进步，但不排除像乔布斯式的技术创新，可以引领社会需求，但真正了解这些市场需求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这次中央再次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先锋地位，应该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科技部官网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其中企业研发支出占74%以上。研发人员总量320万，居世界首位。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6000亿元，高技术产业产值预计突破10万亿元。

周云波表示，这些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总体上比发达国家要差一些。技术进步应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周云波进一步表示，重大的基础科研成果需要时间积累，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短期内难见效果，这需要宽松的学术氛围，莫言为啥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宽松的环境非常重要。

前不久，科技部部长万钢亦曾指出，人才培养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宽容失败和诚信。从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没有失败。即便没有成功，起码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离正确就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