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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土地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抓手

    中国证券报 2013-07-02 15:51

    近年来专注研究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家华生表示,改革红利的核心应是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发展需要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配套推进,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抓手

    近年来专注研究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家华生表示,改革红利的核心应是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发展需要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配套推进,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抓手。

    应强调“人的城镇化”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应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该观点引发了争论。城镇化发展是否需严格遵守目前18亿亩“红线”规定?城镇化规划迟迟未能出台的原因是什么?

    华生:我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参考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历史经验就能看出,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耕地面积不一定会下降。目前,我国建设用地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工矿仅占8万平方公里,而农村为17万平方公里,远远大于城市用地,其中不少是农村宅基地,将其置换出来足以支撑城镇化所需土地,不需要额外触碰耕地“红线”。

    城镇化规划之所以迟迟未能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层看到,简单地按老思路推进城镇化很容易变成单纯扩大城市规模、只有土地城市化而没有人口城市化的“旧城镇化”。目前,地方政府仍有冲动通过卖土地、搞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张城市,城镇化的路径并没有制度上的改变,这样推进城镇化很可能事与愿违,所以需慎重决策,推进新型城镇化。

    搞新型城镇化就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改变和突破,必须提出好的方案,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学界和舆论界均尚未提出真正可行的方案。尽管方案缺失,但也需看到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已明确,核心就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在现实中,目前大家在考虑土地问题时常常缺乏考量“人”的因素。政府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时,着力点仍是“地”,不是“人”。不少地方把农民赶上楼,地方政府看到的也都是土地的利益,而不是人的利益。开发商热衷谈土地流转,却忽视了流转应是人迁移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这些情况归根结底是忽视城镇化的核心——人。

    “要地”和“要人”挂钩

    中国证券报:新型城镇化需要怎样的土地改革相配套?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同时实现制约政府造城冲动、限制开发商大肆圈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如何避免农民变流民、新城变“鬼城”的情况重演?

    华生:要从过去“只要地不要人”变成为人服务。要实现人的城镇化,首先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城镇化是社会和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农村人口的自主选择。几十年来,虽然没有政府大规模的组织,我国已陆续有2亿农民走进城市,成为农民工。这部分人口自愿选择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了工作,有在城市安家落户生存的基础。政府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以就业为基础,修改制度,让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入籍。首先解决已进城、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家庭城镇化的问题,特别是儿童不能留守。

    其次,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进城,远离原本居住的宅基地。因此,推进城镇化还需解决农民怎么住的问题,这需要修改土地制度,允许农村土地权利变成城市的居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尚未真正开始建设保障房。真正的保障房应该为城镇化服务,满足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人群的需求,这才是人的城镇化,也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此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也需要进行区划整理、重新确权,对进城人口留下的土地进行合理化、标准化整理以利于流转。

    最后,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设计上把“要地”和“要人”挂钩,将土地和安置人口挂钩。国土部的数据显示,每年国家规划的供地目标为500-600万亩,而各地汇总统计的需求量多达2000万亩,最后年均实际供地面积约1000万亩。按照这样的供地思路,未来连保证耕地“红线”都成了问题。

    怎样遏制地方政府要地、要指标的冲动?必须把地和人挂钩考核。对于土地问题,应做好一个顶层规划,确定每年用于解决城镇化人口问题的计划供地配额,再交给各个地方分解指标并出台配套政策支持。例如,鼓励发展的中小型城市每亩地绑定的人口指标少,而需要限制发展的城市每亩地绑定的人口多,让地方政策自己权衡用地量的多少。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也要精心设计,不能只在一个地区放开。通过这些举措体现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未来将召开的城镇化会议应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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