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须摆脱“专家成见”

笔者在《世界如此危机》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重大决策要绕开精英阶层，直接与底层互动”，而昨天看到王振耀先生在演讲中提高的一个真实案例，更是印证了笔者的看法。

他的案例是关于“大病救助”的，总理要搞大病救助，专家马上就给总理算笔帐，说全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200万是儿童，拿将近100亿的医疗救助金，是杯水车薪。后来总理把批示批出来，要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基金，最后这个事到了王振耀所在的司，他找了一些同志来讨论，有个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的儿童不就是2亿多吗，那要200万是白血病，那不就100来个孩子就有一个白血病吗，有那么高吗？

这中学生的问题，很严肃地提出来，这怎么办呢。他们就下决心查一下，查了什么呢？查了卫生部的档案，又让一些地方做统计，有些县，比如河北、江西，你们来统计，到底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后来的数据发现，全国现在白血病儿童总共就是6万。大家知道，如果是200万，一人一年要花10万的话，概念就是2000亿，这是专家的数据。人们自然引用专家数据，说中国搞不了大病救助。结果统计出来实际上只有6万儿童。

他们又请了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大家来大辩论。当时上海的红十字会的会长，他谈了一个数据，他说上海的儿童大病救助是怎么做的呢？设立一个基金，孩子们每人每年交50-60块钱，上海是200万个儿童，然后政府再补贴50-60块钱，两个加起来差不多是2亿。这样，上海的儿童住院费基本就全免，即使是白血病，一年也可以报销到10万。一个白血病实际每年也差不多10万块钱。这样一算，上海市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病住院费，2个亿就差不多了。据谢会长的介绍，还有一点结余，我们就算了一个帐，全国就是2亿多一点的儿童，不就是再扩大一百倍吗，200亿差不多就可以达到上海的水平了。

王振耀认为其实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做好事”的意愿非常强。高层领导决策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并且是相当容易的，最后都被专家咨询这一块卡住了，他认为说服领导不难。关键是知识界莫衷一是，最后弄得领导决策就左右为难。而专家提供数据有的是数据来源不准确，不属于故意，但很多情况，专家是有意识形态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想法提供数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现在中国很多问题都跟这种决策方式有关，一遇到重大问题，总是找上几个经济学家来开闭门研讨会，而这些专家基本上不深入社会，并不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些人总是用过去的经验看问题，而问题往往是新的，甚至部分领域的专家早就变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而中国要想科学决策，就必须充分与社会互动。其实与我们平时想法不同的是政府决策人员也经常上网，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问题，而是他们对每个问题都有了“成见”，而这些“成见”一旦形成，就不再对问题进行新的认识，不再关注对问题的抱怨，甚至是对新的解决方法也不感兴趣，比如房地产，北师大的董藩就是经常被请去咨询的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简介中坦诚自己20余次直报国家主要领导人，50次受到领导重视、批示，是多项政策法规出台的推动者“。此著名专家对相关决策者的影响就很大，如果政府针对某个问题，先入为主，听了董藩，形成成见，那就很难再听不进别人的想法了。

还是以房地产为例，中国当前对房价的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房价崩盘，危害经济”，“房地产供应市场化为主”等论调的影响，以至于政府总是投鼠忌器。但房地产这个行业就不存在崩盘一说，而且崩盘也未必就是坏事。

政府直接与底层互动，历史上最的最好的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新政那么大的改革措施，能够得以实行，最重要的就是被历史学家称为”围炉谈话“的决策方式在起作用，罗斯福通过广播电台直接与社会互动，在社会上获得巨大支持，从而推动改革。

总之，政府决策，特别是那些关系民众生活的决策，要摆脱”专家成见“，关键还是要多与社会直接互动，以房地产调控为例子，多请几个售楼经理比请专家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