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永远避免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资本看空中国似乎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空者是美国投资家查诺斯。继2010年宣称“中国房地产正踏上通向死亡的跑步机”、“中国的泡沫是一千个迪拜的总和”之后，最近他又在一份长达19页的演讲稿中，将看空中国的声调提到了最高，甚至直言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出现了好几波看空中国的高潮，较近的一波出现在2001年，以美籍华人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为代表。当然，看多中国做多中国的力量也从来不弱，甚至是主流，如金砖四国论。只不过这些看好做多的言论被我们视之为当然，甚至全然不察，相反，看空言论显得尖锐刺耳，故而常引起人们的激烈反应。

目前来看，这场预测之争以看多派完胜、看空派完败而告终。依吉姆·奥尼尔这类看多派行事的投资者过去十年赚得盘满钵盘，看空者则白白错失本世纪来最好的海外投资机会。

十年前，看空中国经济方面的理由主要有：毫无生命力的国企、极高坏账率的银行、难以解决的失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入世将击垮国内多个产业，中国将出现持续逆差。

然而十年之后，除贫富差距继续恶化之外，其它几个问题并没有朝预测的崩溃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令人惊叹的逆转。如今，国企已成为凶猛的盈利动物，而大型国有银行也从全面技术性破产的绝境中走出来，变成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金融机构。至于加入WTO沉重打击中国经济的预测，更是被证明完全相反，入世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持续逆差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相反，我们却被顺差过多所困扰。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从今天往回看，中国崩溃论者指出的问题的客观性和严重性都无法否认，但为何这些严峻问题后来没有如预测的那样演变成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呢？

在我看来，中国崩溃论的预测南辕北辙，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为化解尖锐矛盾提供了最大的空间。有利的人口结构、低级化的产业结构和相当低的城市化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而这种巨大的增长潜力只要部分实现，就能够为解决当时的存量矛量提供缓冲余地。

比如说，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达40%~50%，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态，但通过削离、上市融资以及作为分母的信贷快速增长对作为不良资产的分子的稀释作用，这些彻底无望的银行重新恢复了健康。在这一过程中，易于做大的分母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再比如，中国当时产业结构低级化，而当时全球网络信息产业正处于兴起之中，这些相对高级产业的出现，催生了一个重大的增量产业，从就业、需求、税收等方面给解决存量产业矛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避免了整体经济的崩溃。

二是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和市场的强大力量。为了国企脱困，政府推动了有力的市场化改革，改革见效需要时间，但其造成的冲击却立即显现，回过头看，如果当时改革在压力面前半途而废，中国经济可能就真的已经崩溃了。但只要决心不变，时间会越来越站在改革者一边。显然，崩溃论者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没有充分的认识。

再比如，入世会严重冲击中国经济、甚至会对农业和部分制造业形成致命打击，这种看法当时极为普遍，但后来事情的演化却让人们大跌眼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市场化的力量。

入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量外资流入，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经济体系的弹性大大增强。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之前即已形成了“三三格局”，即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在入世后，它们的机制优势和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大环境相结合，迅速地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而原来的国企，在改变僵化的就业机制之后，市场适应能力也大大增强。改善了的所有制结构和整体经济市场机制的增强，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基本条件。在后发效应之下，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比主要贸易伙伴快，加上很长一段时间汇率保持不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呈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

第三，西方分析家很难理解中国民众的承受力。回过头来看，国企和银行改革的成本绝大多数是由民众支付的，民众的储蓄通过如下几个渠道对改革进行了支持。

一是通过扭曲性的资本市场为国企脱困输血。1998年，全国国企利润总额只有124亿元，如扣除补贴，可能是整体亏损。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就定位于为国企脱困服务，在相应的政策配合下，大量濒死企业获得了资金，从而降低了负债比率，改善了资本结构，暂时缓解了就业矛盾，为避免经济崩溃赢得了时间。但是，投入资本市场的储蓄未得到相应回报，相当规模资金充当了无偿援助的角色，一个正常健康的资本市场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为国企改革支付成本的；二是银行不良资产削离以及随后的外汇储备注资，事实上是扩张基础货币，而造成的隐性或显性通货膨胀，等于是民众为隐形支付了一部分成本，除银行外，证券、信托、期货都曾经历过全行业的溃败，在整顿过程中也是这种方式由民众承担了大部分成本；三是为了给银行“造血”维持的高政策性息差，削夺了民众存款利息。股市、通胀、存款低利率三个渠道为避免经济崩溃作出了多少贡献很难精确计算，但无疑在万亿数量级。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部分就是民众支付改革成本的结果。而大多数人避免了绝对贫困，民众才有较强承受力，而之所以避免了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因，又可以追溯到前述的大背景，即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最有利的空间。

崩溃论者正是对上述三个重要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了预测错误。这告诉我们，脱离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单纯进行经济指标的横向比较、预测，有很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