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非收入因素限制消费引擎发力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然而，多数人认为收入增长快慢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忽略了非收入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消费力的盛衰。尤其在消费渐显疲弱的新形势下，这些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容低估。目前，制约居民消费的非收入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效应、消费环境、食品价格、食品安全、高房价、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负担等。重视并尽可能消除非收入因素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对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重要。 梁达 一、政策因素对消费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短期刺激消费政策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引导性和暂时的，难以长期持续发挥效应 近年来，国家财政政策逐步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向完善民生方向倾斜，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大范围、强力度出台了扩大消费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充分抓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有利时机。如以耐用消费品为切入点，实施了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直接促进消费的政策，挖掘消费潜力，促进了城乡消费持续较快增长。 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是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刺激消费的一个创举，不仅扩大了即期消费，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带动了家电、汽车流通服务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促进了循环经济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1.03亿台，实现销售额2641亿元，比2010年分别增长34.5%和53.1%。2012年全国（不包括山东、河南、四川、青岛）家电下乡产品销售7991.3万台，实现销售额2145.2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分别增长22.6%和18.8%。表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保持消费持续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增幅缩小，效应减弱。 与此同时，国家还加大力度提高城乡居民保障水平，各项增收减负、惠民利民政策措施不断推出，如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高退休人员补助，扩大新农保试点覆盖面，积极推进教育、医疗体系改革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提振了居民消费信心，从而带动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短期消费政策对消费的推动作用难以持续，其作用会随着政策或措施的退出而减弱，甚至对消费的规律性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消费政策的刺激效应，多数居民提前购买了大量商品，相应的会影响未来消费的增长。如2009-2010年我国出台了刺激汽车消费政策，汽车销售出现井喷式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汽车零售额达11536.5亿元，比上年增长32.3%，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7个百分点；2010年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速达34.8%。 2011年受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取消、部分城市限购、提高停车费、汽油价格上涨和城市拥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11年汽车销售增速明显放缓，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4.6%，同比回落20.2个百分点。2012年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比上年增长7.3%，比上年继续回落7.3个百分点。由于消费政策刺激引起的汽车销售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我国汽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容易形成一哄而上和产能过剩，对汽车的长期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政策红利在刺激家电消费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开始逐步体现出来。第一轮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拉动内需政策已经透支了家电行业未来几年的增长空间，造成新一轮的节能补贴政策的效果未必明显。同时，也打乱了家电行业的生产经营，对于其他20多个还在实施家电下乡政策的省市，各地的经销商已经开始收缩战线，很多经销商开始逐步退出曾经热火朝天的乡镇市场，收缩到县级市场。市场的透支性繁荣也让很多家电企业加大了对生产基地的投资，比如美的在广州、邯郸、荆州、合肥、无锡等地的全面布局，让其冰箱产能上升到1800万台，但是随着今年市场萎缩其冰箱出货量从2011年的900万台可能收缩到500万台，这样就出现了大量产能的过剩危机。 对于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应当理性看待并应对，要抓好刺激消费短期政策的同时要兼顾长期政策。从采取的刺激消费政策来看，主要是针对消费而解决消费问题（减税、增收、消费券、旅游券、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政策），当然，在短期对刺激经济增长有很大帮助，它只是调整了短期的总供求关系，解决不了那些制度和结构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短期政策调整的同时，更应该兼顾影响居民消费的长期性因素，诸如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各种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等）。 二、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影响很大，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对居民正常消费有巨大影响 消费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影响消费潜力的释放。大力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构建安全放心、文明健康、公平公正、诚信友好的社会消费环境，为消费者营造想消费、敢消费的消费氛围，意义十分重大。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 近年来，食品安全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成为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影响到城乡居民正常的生活消费，不少消费者的消费变得更谨慎、小心，对食品安全对人体的影响忧虑重重，一些人减少了食品消费量和外出就餐，一些城里人甚至自产自销有关食物，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正常的生活消费。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之余更关心的是怎样吃的更安全，生活得更健康。然而，近年来恶性事件却频频出现。2012年，全国共受理食品安全举报案件达141031起，涉案金额达8.6亿元。而前些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有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圣元性早熟奶粉、勾兑假葡萄酒等事件，而“瘦肉精”事件尘埃未定，“染色馒头”、“染色粉条”、“毒花椒”又接踵而来。诸如“毒胶囊”、“地沟油”等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在食品生产经营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情况，使居民觉得防不胜防，已成为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 此外，一些商品掺假售假、部分超市使用虚假价签、一些零售企业虚价打折、返券促销等误导消费者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农村市场设施落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售后服务不到位等，导致居民对国内部分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产生不信任感，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使居民消费安全感进一步降低，导致消费者心有余悸，不敢消费，也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食品安全事件使民众对我国消费环境的安全性信心受损，农村市场仍是伪劣商品泛滥，消费环境对相关消费的抑制作用不可小觑。食品安全问题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抑制了居民的正常消费，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全面持久整治。 对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查处力度、打击力度，及时查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协调职能，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从严处理，要使其违法成本足以制止这种违法行为。要依靠全民力量彻查问题食品。在信息高度度发达和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下，食品安全监管一旦松弛，极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因此，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力量，在社会上形成“全面监督”的局面，让不良分子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同时要全面普及法律意识，提高生产经营人员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要保证食品安全，光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必须用法律来约束。对敢于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不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会有保障。要在全社会普及法律和社会公德教育，形成讲信用、诚信经营的意识，提高公共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 三、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的强弱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意愿不强意味着未来消费走势不容乐观 据央行公布的2013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4.2%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41.6%偏好储蓄存款。14.2%的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在各类消费中，居民购车仍为主要消费热点，其他消费意愿不旺。其中购车意愿为13.2%，处于调查以来较高位；大额商品消费意愿与旅游意愿分别为25.7%和22.6%，各低于同期2.3和0.9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体现出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仅有14.2%的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的强弱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意愿不强意味着未来消费走势不容乐观。 目前新形势下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消费倾向不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归结为收入水平不高、通胀预期增强、高房价使居民不敢消费等三大因素的制约。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加上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劳动力价值长期被扭曲，在预期收入不确定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收入底子薄并且伴有后顾之忧，形成了“没钱花、有钱也不敢花”的现象。 此外，投资渠道狭窄使剩余购买力只能流向储蓄。目前我国投资渠道狭窄和投资工具的匮乏，使得能满足居民投资的金融产品仍显不足，老百姓找不到合适的理财工具，无法获取较多的财产性收入，有钱不愿花，于是储蓄成了最安全的资金去处。要提高居民消费信心，稳定消费意愿，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要努力管理好通胀预期。当前需要警惕通胀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房价上涨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要控制好物价，注重合理传导老百姓的消费预期，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以保障供给保障粮棉油等基本产品的供给；加强流通，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这个薄弱环节，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场；要加大政府补贴力度，继续增加政府用于改善和扩大消费的支出，增加对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民的补贴，尤其是对于一些低保、生活困难的群众增加临时补贴，提高补助标准。 二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主要是要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从藏富于国转为还富于民，尤其要增强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公平，让人力资本得到充分体现，让长期被扭曲的劳动力价值回归本位。增强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这就要求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有收入保证才能形成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 三是要继续管控好物价。要继续控制货币的流动性，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手段来调节市场需求；要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无论是物价和房价，地方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要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房价也由地方来负主要责任。 四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政府和有关部门重点要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方面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样可以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特别是要关心和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减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 总之，要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提振百姓消费信心，必须多管齐下，需要从提高收入、完善消费环境、减税减负、降低房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努力，才能使消费对经济的驱动力变得更强大。 四、食品价格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较大 物价持续上涨不但影响百姓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的提升，致使多数居民消费更趋于谨慎，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不少中低收入消费者又回归到捂紧钱包、精打细算过日子，持币待购行为较为明显。加之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不同的消费群体，消费分化日益显著。表现在消费取向上则是多元化趋势，即一部分消费者循规传统，消费以实用为主，讲求节约和理性；一部分高收入者则取向新潮，讲究精致的生活享受和消费品位，通胀对这一群体没有产生影响。 2012年，我国CPI上涨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高达4.8%。今年以来，虽然猪肉价格有所回落，但蔬菜、水果等价格依然居高不下。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6%，其中2月份上涨3.2%；1、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4.4%（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6%）。持续上涨的食品价格逐渐超出部分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承受能力，特别是粮食、蔬菜等一些基本生活品价格涨幅较大，居民生活成本上涨，消费支出增加，对消费预期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到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居民实际消费增速较上年有所回落。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通胀可能意味着其财富水平一定程度的缩水，因此，当通胀来临或即将来临，人们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尽可能多地增加储蓄而减少即期消费。为了减少收入降低带来的压力，人们外出餐饮、娱乐、旅游的比重会降低，从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营业收入。收入预期下降会导致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更加小心谨慎，注重商品性价比的比重上升，对产品实惠的重视程度上升，中低端货物与服务更受市场的欢迎。消费者回归现实，品牌消费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品牌的溢价意义降低，趋优消费大大降低。 民以食为天。由于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其价格的坚挺势必会增强人们的通胀预期，食品价格的上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据央行对2013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6.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降7个百分点；31.6%的居民认为物价可以接受，较上季升6.9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减弱，未来物价预期指数降至72.8%，较上季下降8.9个百分点。其中，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为47.1%，较上季度减少14.3个百分点。 物价上涨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较大。低收入居民家庭由于消费能力比较弱，食品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占有较高的比重。因此，在食品价格全面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居民家庭受到价格上扬的拖累尤为明显。首先，食品价格上涨加大了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负担当年新增收入被食品价格上涨所抵消。其次，食品价格上涨过快抑制了低收入居民家庭食品消费的增长，使低收入居民家庭实际食品消费增长受到抑制，形成食品价格涨幅扩大与实际食品消费支出涨幅回落形成较大反差。最后，价格上涨影响了低收入居民家庭膳食结构的改善，在价格涨幅较高的年份，出现营养食品消费比重上升速度放缓，有的甚至出现回落。 受物价持续走高影响，多数居民消费更趋于谨慎，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不少消费者又回到捂紧钱包、精打细算的日子。此外，城镇居民自主创收比重较低，财产性收入不仅增长缓慢，而且比重降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低于工资性收入3.6个百分点，低于经营净收入6.4个百分点，低于转移性收入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收入7.3、0.7和12.9个百分点。从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看，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为71.2%，财产性收入只占2%；2012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6%，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比重不升反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08年3.1%，2012年降至2.6%，在四项收入中所占比重最低。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国家增资政策和企业经济效益，过于依赖就业者的工资收入，而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收入整体的贡献率偏低。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略有下降。伴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以及居民对通胀预期的增强，城镇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欲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 成品油价格上涨，从各个方面间接地影响着居民生活，导致生产加工企业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提高，蔬菜水果、日用品零售、服装鞋帽价格顺势上涨。目前已有部分食用油、奶粉、日化等生产企业陆续上调了零售价格，民生领域的价格普涨值得关注。由于涨价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将会加重，尤其对城市低保户影响较大。此外，快递费、出租车费、旅游费、服务费等涨价趋势将难以避免。 受到油价上涨因素影响，不少城市的“有车族”改变了出行方式，对于路程近的地方选择坐公交、非机动车或步行，还有不少私家车车主选择“油改气”，出行成本大幅增加，导致部分有自驾游爱好的游客不得不“掂量着出门”，不少“有车一族”打算放弃自驾游，转而选择跟团出游。 目前油价的高位运行，也对消费者的购车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居民在选择买车的同时会着重考虑小排量的、低油耗的车型，还有一些居民暂时取消了购车计划。这些均对会减弱汽车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五、高房价成为抑制居民正常消费最重要因素，使多数居民捂紧钱包过日子，并对未来居民消费产生多重负效应 尽管在国家多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力作用下，房价过快上涨态势得到初步遏制，但房价总体判断依然是居高不下，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反弹。高房价不仅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消费能力，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力。而且还增强了支出预期，挤占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影响到正常的消费行为，使巨大的消费潜力不能得到有效释放，成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约束因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1月份，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上涨的城市有53个；与去年同月相比，上涨的城市也有53个。2013年2月份，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上涨的城市有66个；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为3.1%。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上涨的城市有62个。2月份，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为8.2%。 据央行对2013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对当前房价水平，74.4%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是仅低于上年末的第二高值。对调控后房价走势，33%的居民预测房价将保持稳定，另30%持上升预期，近20%持下降预期。未来一季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15.4%，较上年末小幅下降。 由于房价居高不下，仍呈不断攀升之势，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房价的持续增高严重压抑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使巨大的消费潜力不能得到释放，成为制约消费扩张的最大阻力。 第一、高房价阻碍居民消费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于向更高层次的消费升级中，而在这一过程中，迫切需要清除不利于消费扩张的障碍，而目前高房价至少会在两个方面抑制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是高房价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对这部分家庭的未来消费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例如，大部分收入将用于房贷月供，这不仅会导致一般住房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全面萎缩，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人力资本提升，最终将导致这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和消费能力的削弱；二是高房价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慎消费。房价的过度上涨，导致众多中低收入阶层，在城市住宅资源方面，逐渐边缘化，只能望房兴叹。不少地方的房价大大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 第二、居高不下的房价使促消费的政策效应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高房价使得不少居民紧缩腰包，要么还房贷，要么攒钱准备买房，无法顾及众多的优惠政策。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挤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绝大多数购房者纷纷削减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削弱了我国刺激内需的政策效 第三、透支未来消费，将降低居民后续消费能力。 高企的房价已成为无房户或准备购房者的沉重负担。对于工薪阶层，要想“居者有其屋”，要么借贷而成为“房奴”，要么成为“啃老族”，得靠几代人的储蓄积累及家庭的未来收入才能如愿。这样不仅导致了其后续消费能力有限，而且还会降低父辈甚至祖辈人的即期消费能力。 因此，从总体上分析，高房价仍使多数居民不敢大胆消费。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房价的居高不下严重压抑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使巨大的消费潜力不能得到释放，成为制约提升消费能力的阻力之一。 六、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居民负担不轻，使不少居民不敢放心大胆消费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稳定和刺激居民消费支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政府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解决了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保证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能用于消费。这是提高即期消费、降低储蓄率的基本前提。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教育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服务支出明显不足。2006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0%，而发达国家在4%-6%之间，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在3%以上。我国公共医疗卫生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4%，而发达国家在6%-9%之间；在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中，个人支出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59%降到2006年的占49.3%，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在75%以上，政府承担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绝大部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5.1%，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而在德国和法国，政府用于失业救济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24%，美国和英国约为12%，日本为18%。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称作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收缩期，是支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保障，也是减轻经济波动的安全保护网。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担较重，失业和养老没有充分保障。在此情况下，居民必然会降低即期消费，增加储蓄。特别在经济低迷时期，在面临失业和收入增长缓慢的环境压力下，居民储蓄倾向更高，扩大消费更为困难。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虽然已经基本构建，但这一制度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一些重要问题仍有待解决。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养老保险，都存在覆盖面较小、保障水平较低的问题，同时还与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不相适应。因此，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在合理确定保障水平的同时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加快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广大劳动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覆盖到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广大劳动者，积极推动城乡分设、地区分割的社会福利体制均等化，提高对城乡特定群体（老年人、非成年人和城乡非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 下一步要继续加大社保投入，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在合理确定保障水平的同时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加快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广大劳动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覆盖到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广大劳动者；积极推动城乡分设、地区分割的社会福利体制均等化，提高对城乡特定群体（老年人、非成年人和城乡非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积极推进教育、医疗体系改革等等，逐渐减轻或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作者系高级统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