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县“鸡慌”：养鸡风险高 养殖户纷纷退出

 

中介篇：三融进中介出 养殖户议价角色缺失

“哪个地方都有养得好，养得不好的，这主要看人。一宿一宿地睡觉，不起来看炉子，肯定养不好，这玩意就是个功夫钱。”对于养殖户们反映的亏损问题，三融公司合同部人士称。

对此，张守廷直言：“不可能，老养殖户养鸡都细心着呢，不说别的，以前都还行，怎么就现在不行了呢？”

张守廷所说的以前，是在三融公司成立之前，彼时，当地养殖户多与北京大发正大公司合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承德县相关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正是与来自北京的公司在“公司+农户”模式下的盈利，才促成了后期三融公司的介入。

公开资料显示，承德县合同肉鸡生产始于2000年底，首先是与北京大发正大公司合作，2006年又引资组建了三融公司。

随着一家新企业的组建，养殖户与企业的合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一位有着10余年肉鸡养殖经验的农户看来，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是农户与企业直接结算。

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表示，2009年肉鸡在承德县迅速做大之际，原本在养殖户与公司之间负责联系的中介，承德县牧兴养殖服务中心悄然退出了。牧兴养殖服务中心的贾姓经理表示，三融公司在进入承德县时，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中介。

去年底，承德县农发办主任孟令钧曾表示，由于县内缺乏肉鸡屠宰加工厂，出栏的肉鸡在回收运输过程中死亡率和失重率高，直接降低了养殖户收益。

“做大做强一个产业，必须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孟令钧看来，尽管承德县肉鸡产业规模在不断壮大，但还只限于肉鸡的养殖和毛鸡的出售。

据河北新闻网消息，去年7月13日，河北三融集团投资建设的承德三融食品园开工，该项目选址石灰窑乡河西村，计划占地1000亩，总投资25亿元。据悉，承德三融食品园项目全部竣工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93亿元，利税8.8亿元，养殖户户均增收3.5万元以上，安排2.3万人就业。

“现在政府推广的力度特别大，就是把肉鸡生产，作为年底各乡镇考核的一个标准，甚至是一票否决。”承德县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在郑宇洁看来，“公司+农户”的模式已可以算作是“家庭农场”发展的一个模式，但这个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有必要在中间加一个中介组织，表现为农民自发形成的合作社组织。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有助于现代农产品的增产、销售，以及生产资料供应，至于合作社能不能发挥具体作用，还很难说。

姜桂学表示，需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成立农民能做主的协会，“不合理我就不买你的账，不养你的鸡，你企业还能发展吗？”

在一位当地养鸡户看来，正是由于中介的缺失，使承德县的肉鸡养殖如同一场赌局，养殖户就像牌桌上的赌徒，不同的是，一旦没有了本金，他们甚至很难主动退出。

农户篇：养殖户贷款难 后续资金如何着落？

几年前，肉鸡养殖在承德县异常红火，甚至是“有钱人”才能参与的游戏。孟凡林表示，早前养鸡户的家里多少都有几万块钱，基本上属于村里的富裕户。

宋文国称，相比于一个鸡棚至少10多万元的造价，政府的补助平均在每个棚上只有1万元左右，最终还是要贷款借钱，信用社不够，就发动亲戚朋友。

“缺钱”并未阻挡农户建鸡棚的热情。2007年，宋文国建第一个鸡棚时，仅钉子钱就花了1800元，他的3个鸡棚前后投入34万元。在这期间，他的3辆大货车及县城的窗帘店先后卖掉，钱款全部用在了建鸡棚上。

同样是松树沟村的赵振仿，在鸡棚建到一半时没钱了，在听取邻人建议后，赵振仿决定外出打工，最终凑齐了建鸡棚的钱款。

养鸡之初，宋文国曾算过一笔账，“正常情况下，一年能养5茬鸡，一个棚一茬就能赚1万元，多盖几个棚也就赚得更多。”

在承德县，有着如此算盘的不只宋文国一户。据统计，2007年上半年，承德县肉鸡出栏600万只，目前全县饲养能力则达到6700万只。

而在承德县养鸡规模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对宋文国和众多养鸡户而言，“赚钱”犹如画饼一般。

宋文国表示，“好的情况到手的纯利能有三五千。”但宋文国强调，“这是最好的，赔钱的明显要多。”

尹艳春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棚就说10万元，承德县瘫痪的鸡场700户还是有的，本钱下来就得7000多万元，这些棚到现在几乎都没回来本钱。”

在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养鸡先进村的松树沟，记者了解到，在该村的9个养鸡大棚中，只有原支书孟凡林一家仍在养鸡。

“就我们承德县这些瘫痪的鸡场，得多少钱呢？”赵振仿表示，现在养鸡户基本上在外面都有借款，欠债对他们来说已是常态。张守廷则表示，好多都是贷款联保，养鸡的还不上了，其他联保户挣点钱，全都帮着还账了。

承德县对肉鸡养殖出台的贴息政策显示：以每只鸡最高不超过15元的贷款额，年息4.8%贴息标准贴息一年；扶贫村可以争取到5%，由县扶贫办给予贴息。

“养鸡户贷款都得几万元，十几户下来，（仅满杖子乡）养鸡贷款就得四五十万元，现在信用社的贷款都很难收回。”刘志军说，为了还贷款都打工去了，有的甚至连贷款利息交不起。

承德县某乡镇信用社信贷员称，出于风险考虑，除非拿存折抵押，基本不会再向养鸡户贷款。

如今，肉鸡养殖虽仍被县政府视作主导产业，信用社却收紧了对养鸡户的贷款力度，而在赔光家底后，除了鸡棚，养鸡户很难再拿出抵押物。

“鸡棚上下全是水泥结构，即使要复耕，每个棚也得1万多块钱。”宋文国已是骑虎难下，但他仍在期待县里的一些解决措施。

对于政府的缓解之策，刘志军说，“乡里肯定没啥，县里也说不好，反正养鸡户是在找县里，但到现在也没啥信。”

“咱们没有其他可以抵押的东西。”姜桂学表示，因为土地的租赁性质，承德县的众多养鸡户普遍面临着从银行融资难的问题。

李国祥表示，因为我国抵押物体制没有建立，而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矛盾，比如土地不能做抵押，但附属物的价值，国家却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可以去探索。

政策背景

“家庭农场”的政策性“饥渴”

每经记者 彭斐 发自北京、承德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也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十年在年初的一号文件中关注 “三农问题”。“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出现。一时间，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广受关注。

有研究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家庭农场”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已经发生变革，而变革遇到问题和挑战，则亟待地方作出探讨及创新。

土地流转的制度性困扰

自1982年开始养鸡，姜桂学的种鸡场目前已达到占地40余亩、种鸡存栏4万只的规模，55岁的他，对农业政策仍然专注。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刚刚发布，姜桂学就将文件全文下载至手机，而“家庭农场”的首次提出，让姜桂学对这一文件更加专注。除了劳动模范的名头，姜桂学还是河北承德县富农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目前，该合作社有35个成员。

“你说我这个是不是‘家庭农场’呢？”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对于自己的种鸡场是否属于“家庭农场”范畴，姜桂学仍心存疑问。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郑风田看来，我国目前2亿多小农户也是实行家庭经营，可以称之为“微型家庭农场”，但因为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太大，究竟什么规模才算是“家庭农场”，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据统计，农业部目前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其中，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培育的“家庭农场”成为范本。但因地域等因素，这些“家庭农场”标准并不统一。

在姜桂学看来，上世纪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政策后，农业用地使用权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而随后承包期限的延长变更，都增加了“家庭农场”在用地上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闲置。

姜桂学认为，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农民不会贸然把土地长久流转出去。

郑风田则表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解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承包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

资金政策亟待地方创新

一号文件明确，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前提是“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前提是“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而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家庭农场”主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姜桂学表示，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

此外，记者获悉，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农地的流转年租金已达两千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农地年租金也近千元。

华创证券发表报告认为，发展“家庭农场”前期投入较大，因为其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农资费用及人工费用等等。

此外，“家庭农场”的相关配套政策也亟待完善，比如一些试验阶段的 “家庭农场”想扩大规模，却遭遇了融资难题，农民很少有可以抵押的资产，靠少量贷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在姜桂学看来，从农户角度而言，资金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土地的流转承包性质，农民都苦于没有担保贷款的东西。

姜桂学以自己占40多亩的种鸡场为例，向记者表示：“我承包了23年，一次就把钱都给老百姓了，可不可以用我现在23年的承包期限，产值也好，算出一个东西，进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农村土地的租赁性质，不能从银行抵押贷款，一般农户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没有发展起来。

而在山东聊城，已经拥有5000亩土地的刘延廷也遇到很多问题，因为种植的中药材是经济作物，但他至今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接受他的投保，“到现在我们已经投入3000多万元，但没有任何保障，这让我心里非常不踏实”。

在姜桂学看来，国家一直在提加强创新涉农金融服务，政府也年年在提，“但是银行和政府的想法却很难融合在一块”。

对此，李国祥认为，一些具体事宜，国家虽没有具体规定，但地方完全可以去自己探索。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则表示，农民为了获得资金，国家有必要坚持鼓励工商资本进入的政策，给农业生产带来人才、资金、技术等稀缺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