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改革红利”从何而来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重矛盾与问题，全力调整既有利益关系的改革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各种不合理的利益关系，进而达成新的利益关系的平衡，由此真正调动激发全体人民工作生活创新的积极性和潜能，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动力与活力。

易宪容

两会闭幕了，正式全面接掌权力的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全面阐述了施政愿景。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国梦，要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与幸福，就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阻挠；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外记者会面时提出，要改善民生、建立社会公正，就得以壮士断腕方式来推动改革。有舆论因此称李克强为“改革总理”。可以说，改革不仅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红利，也将是新政府上任后全面施政的切入点。

因为，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如何尽量保持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稳定性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多重矛盾与问题，比如社会经济的多重失衡，贫富差距巨大、东西部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投资消费失调、房地产泡沫巨大，再加上空气污染、自然资源及金融资源过度扩张等问题，新一届政府得致力找到化解之办法，而这就得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调整与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不然的话，“改革红利”从何而来？

应该看到，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多重失衡，固然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更多还是既有制度安排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比如城乡差距如此之大，既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农民利益的持续占有，也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土地与户口制度上对农民的全面歧视，这些都使得广大农民失去了太多教育与发展的机会。还有，当前住房市场之所以会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在短期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暴富工具，是因为过去多年各地在房地产政策上存在的严重偏差与缺陷所致。因此，不痛下决心对这些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作重大改革，要调整这种已经严重失衡的关系，根本不可能。

而要对既有利益关系作重大调整，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这“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那么，这种既有利益关系调整该如何着手？从何着手？可以说，对打破既有的利益结构的改革的必要性，政府与社会已形成了基本共识，“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但是，推进重大制度改革，不仅在于需要改革的勇气、决心、智慧、韧性，而且还在于需要对改革的制度有充分透析理解，能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来获得。这样，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不然的话，改革很可能变成新瓶装旧酒，良好的愿望只是昙花一现。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重矛盾与问题，全力调整既有利益关系的改革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各种不合理的利益关系，进而达成新的利益关系的平衡，由此真正调动激发全体人民工作生活创新的积极性和潜能，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动力与活力。

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笔者有个观察，认为可能出自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近20年来的教育完全是利益导向，从而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利益人”（即个人行为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这种“利益人”更关注个人短期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变化触及其利益时，都会不问是非千方百计出来抵制；二是现有的制度设计缺乏更多通过公共决策方式的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合理利益制度化提供了条件，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重要屏障。对于前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短期内来改革并非易事，只能整个社会一起来调整；对于后者，笔者以为是新一届政府要改革的核心内容。或者可以说是对改革的改革。如果新一届政府的改革能从整个改革制度设计上入手，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就有望被弱化。

这就牵涉怎么来全面认识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思想了。顶层设计是市场与政府所形成的共识。笔者认为，这种改革制度设计方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是很重要的一步。而当市场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单纯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改革或许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了。因为，这种改革制度设计的成功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来满足。一是改革制度设计者是大公无私的没有个人利益的人；二是能完全获得相关的信息与知识；三是有能力全面协调平衡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事实证明，这些假定条件都难以成立。因此，对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得有新思维，新内容。

总之，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而所有改革更应是从现在的改革本身入手，才能真正收获改革的最大红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