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失控根源是预算软约束

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M2）余额为97.42万亿元，M2与名义GDP的比值达到188%。M2存量这么大，使得央行一直被“货币超发”的概念所困扰。M2毕竟只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非最终目标。判断货币是否超发，还要看最终目标，即价格水平是否偏离了实体经济。如何衡量价格？选择什么样的价格来衡量货币是否适量？随着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问题逐步显现，传统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挑战。

国内对于货币量/GDP高企的文献解释大体可以总结为三个方向。一是货币深化空间，转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既可能低估GDP（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低估），也会产生额外货币需求（易纲，1995），货币深化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初尤为明显。1979-1984年农业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迅速增加，对货币产生额外需求，包括现金需求和贷款需求。1998年住房改革后，房地产市场的出现产生了大量额外货币需求。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估算货币化进程，测算应供应多少额外的货币以适应经济中新货币化的需求，而又不至于引起通胀，这并非易事。

二是金融结构说。在一国交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银行体系信用越是占据主导，M2/GDP会相对较高；反之，如果商业信用等银行体系以外的信用越发达，统计出的M2/GDP比率会相对较低。这个假说多用横向国际比较来实证，但横向比较有很多“统计陷阱”。由于国别间同一货币量指标构成存在差异（M2的成分构成国别间有时差异较大），以及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差异，最能代表一个经济体信用供给水平的货币量在国别间可能差异也较大。比如，美国M2/GDP为什么就比德国低，有研究指出美国的M2统计低估了基于抵押的同业负债和境外美元。

三是配置效率说。长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致使经济泡沫生成。此时，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特别是在泡沫临近不可持续和已经进入破裂状态下，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状况。区别在于前者会伴随通胀，而后者则可能是通缩。余永定（2007）发现，1998-2002年间中国的M2/GDP显著升高并伴随持续的通货紧缩，这个期间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大量涌现。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M2/GDP也出现了显著升高并伴随低物价，都属于此类。

在我看来，改革初期的M2/GDP可能更多从假说一、二中找到解释的依据，但中国当下高企的M2/GDP可能更适合假说三的解释框架。

货币量/GDP在货币数量论中的经济学涵义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倒数的概念）。某种程度，可以把货币流通速度理解成为一个经济体经济效率的指标。发达国家为什么货币量/GDP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快，其背后代表着经济效率（增长模式）较高。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然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难以灭亡，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产生必然变慢（宏观上为“潜在增长水平下沉”），微观上是收入速度会越来越显著落后于债务速度，杠杆会快速上升。

货币层面反映的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然快速上升，但经济中并不常感到资金的很宽裕（政府挤出效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的推动。在2007年，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需要承担1美元的债务，然而从那以后，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增长却要耗费3美元的债务。这是人们在信贷繁荣的末期所通常见到的现象，因为更多的债务被用来支撑那些低效的投资。

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会随着资本回报率上升而下降。伍晓鹰（2012）计算的中国数据表明，最近十年的情况是完全违反规律的，即边际资本回报率（MPK）下降的同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在迅速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是资本收入而不是资本效率在吸引投资。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只有非市场机制的利益动机，才可以刺激投资者和生产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所以中国过去十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很大程度呈现“为投资而投资”的趋势。

很多研究者都有同样的感知：2008年之后，经济和市场都呈现周期短化的现象，经济对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越来越敏感，稍微“给脚油”，通货膨胀的压力便随之而来。中国经济目前的“周期短化”的状态，可以归结为长期“资源错配”的累积导致经济潜在增长加速下沉。

如果决策者仍无法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羁绊，维稳的“拖”字诀会把有限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那些已经失去效率的部门，来维系已经做大的泡沫，如此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更大损害，加速潜在增长水平的下沉。即便新一届政府不出台类似“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挥之不去。

以目前中国潜在增长下沉的状态，如果不及时“点刹”住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方投资扩张的态势，经济增长的提速和通胀（强烈预期）上升几乎会是同时出现，这一次两者之间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有一个非常从容的“时间差”。

很多研究会谈到中国货币量/GDP高企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货币超发”这个表述或许是不那么准确的。所以我一般表述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货币失控，这样歧义会少很多。以上的讨论中大家其实已经看到，这是个经济模式问题。更专业的讨论还会涉及货币是外生还是内生的。这个问题笔者这些年文章很多部分都讲到过，比方说“财政决定货币”等等。

我的一个体悟是，西方经济建立中央银行制的精要是以政府债务为基础建立货币发行机制，而政府债务的约束机制恰恰是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而我们常说中国央行没有应有的独立性，中国货币失控的根源其实就是预算软约束。这样看来，硬化约束将是未来中国最迫切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