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城镇化要告别野蛮增长的逻辑

◎苏培科（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城镇化在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并提升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而，在资本市场上，与城镇化相关的板块，诸如钢铁、水泥、机械等开始高调炒作城镇化概念。

从目前躁动的“城镇化”来看，新型城镇化千万不要再以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目标，否则这种房地产化的城镇化会有很多麻烦。

但是，当前的城镇化依然是以投资驱动和“房地产化”为主，是一种功利性的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的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将投资“铁公基”的发展模式转向城镇化建设，就有可能形成过度的城镇化。如果一味地扩建城市，抬高房价和地价，盲目求大，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现代城市管理能力，则会给未来埋下衰退的种子。

现实的情形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膨胀是有极限的，历史上很多曾经繁荣的古城最后大都沦为空城，主要是由于衣食住行的供给不足、水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因素导致人们无法继续生存，虽然现代的交通、物流业解决了超级大都市的衣食住行，但水资源、空气污染、突发性传染疾病、交通堵塞和城市化管理又成为新的挑战。

显然，全国各地盲目追求超级大都市的思路应该要调整，而小城镇的发展也不宜走扩张化的道路，否则也会埋下灾难的种子。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有人认为，这个“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农民工，若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未来潜力巨大。如果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非农产业平均水平或一半，则可以释放1.5亿至2.1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仍将保持8%~9%的增长。

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镇化”逻辑，恰恰是需要我们反思和警惕的。笔者以为，切勿再将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颓势，在刺激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很多人建议大干快上推动“城镇化”，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城镇化”上，这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缺乏信心的表现。

这些年所谓的“城镇化”，实际上很多都是简单、粗暴的移民和拆迁，将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赶向城市，将农民的土地腾挪出来搞房地产开发，这种城市化实际是在搞“圈地运动”，而不是在推动农民“市民化”。从以往农民变市民的群体来看，大都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原因是他们的土地率先“城市化”了，“市民化”只是为了交换农民的土地。而1.6亿农民工却受户籍等制度的限制，进城之后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无法真正的享有平等待遇。如果真想提高“城镇化”比率，除了要尽快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还应加大公共福利供给和社会保障，提高进城农民的收入、就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未来的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农业生产产出较工业和服务业低真是农民生产率低下吗？未必！比如一个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收入较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并非是进城农民的生产能力立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以农补工”等定价机制所致。看看玉米、大米和小麦这三大主粮价格有多少年没有动了，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和通胀速度在这十几年大幅飙升，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收入低下和迫使年轻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就成了必然，而非简单的生产率因素。如果宏观层面为了避免物价上涨而控制农产品价格，那就得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不能再一味地压缩农民的利益，否则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会存在问题。

因此，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切勿再搞“圈地运动”，反而应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是正途，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共荣的局面，避免盲目追求那个充满矛盾的“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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