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要给好价钱 音乐付费时代或将开启

音乐人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原本应是会员与组织、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现在却屡屡“撕破脸”。音乐人宋柯、刘欢就曾声言要打破音著协垄断，不少音乐人甚至威胁要集体“退会”。这套欧美舶来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为何频遭“中国式难题”？“靠制度自肥”的指责是否空穴来风？在音乐作品“被”免费的时代，音著协如何为音乐人讨来应有的报酬？毕竟，只有各个环节和谐发展，才能带来音乐产业的繁荣，也才能让爱音乐的你我受益。

音乐人的抱怨

版税收入与国外差距较大，靠版税生活是种奢谈

26日在微博上，《涛声依旧》的词曲作者陈小奇“晒”出了刚到手的版税单，总额不到3万元。这让走南闯北的他心里不是滋味。“在香港，好的词曲作者每年都能拿到几百万港元的版税收入。”这样的差距，多多少少被陈小奇归咎于“收费者”音著协的“不作为”。

在著作权法修订期间就饱受争议的集体著作权管理制度，如今又遭音乐人发难。不息的批评、难止的质疑，是因为制度设计的漏洞还是版权意识的低迷？

陈小奇曾对媒体表示，香港作曲家及编曲家顾嘉辉“有多少年没写歌了，但每年还有超过20万元的收入，老歌还是能收到那么多版税。”陈小奇认为，按正常情况，音乐人应该靠版税生活，写一首好歌就能换来一年的潇洒，但现在的条件的确做不到。

对于这番读解，音著协很是无奈。尽管不便透露具体数据，但副总干事贾松强调，陈小奇的版税收入应当不低。

而对于版税清单中像“3分钱”这样的海外收入，音著协起初也感到困惑，交涉之后才发现，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台，如果歌曲只被电台播送过一次，那么收费的起点是很低的。“电台的分配是按照时间计算点数，像国外的歌曲在中国的电台播放，如果次数不是很多，我们给他们的版税也就几毛钱而已。”贾松表示。

但是，对于同样来自音著协的版税分配单，《开往春天的地铁》词作者吴向飞却有着另外一番心情，“我是入会比较早的会员，亲身经历了从最初一年只能拿七八百的‘米粒儿’到现在超过10万元的‘蛋糕’。”尽管吴向飞认同内地音乐人同香港同行的版税收入差距，但眼见着版税的“米粒儿”发酵成了“蛋糕”，他仍然宽慰了不少。

“内地的音著协管理的会员太多，盘子大了，工作的细致度就跟不上了。没有及时沟通的话，会员可能就会有误解和不满。”吴向飞这样解释会员之间的感受差异。

尽管意见相左、感受相异，音乐人靠版税生活依然是一种奢谈。据陈小奇介绍，现在大部分词曲创作者只能靠稿费或者劳务费生活，“要么是委约创作，要么就是上电视当评委等这样的劳务收入。”不少音乐人开始给一些企业创作形象歌曲，而非自发创作。“企业歌曲在北京一首可以达到50万元，而且只负责谱曲，还不包括录音、制作费用。”

音著协的难处

获酬能力低屡遭质疑，面对侵权行为力不从心

尽管会员对于音著协的服务或满意或不满意，但音著协获酬能力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去年我们的收入是8800多万元，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类机构的零头。”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略有些无奈地说。据报道，美国的类似机构ASCAP于2009年收集了总计约9.9亿美元(约合61.6亿元人民币)的版税，其中8.6亿美元左右(约合53.5亿元人民币)用于会员分配。

“获酬能力的高低，跟著作权法的整体实施水平相关。”贾松说，负责收取香港地区门店许可费用的人员只有四五人，但工作开展得却很顺利，“要是换了内地，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被店家轰出来都有可能，关键我们的民众还没有形成付费使用音乐作品的习惯。”

“就拿商业场所播放的背景音乐来说，内地属于合法公共播放的商家只有1万多家，相较于我们的商家总数量，不过是九牛一毛。”刘平表示，如果所有商家都能自觉缴纳版权费用，音著协的收入将直追国外，“各位权利人的版税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在刘平眼里，音著协只是“群众组织”，面对普通的盗版、侵权行为，没有执法权，维权方式也十分有限，“一来就是交涉，二来就是诉讼或者行政投诉。”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使用者，员工仅50多名的音著协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而低廉的违法成本也是导致侵权者心无惧意、音著协难收费用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一首歌的侵权赔偿能到三五千就很不错了，低的有两三百的，这样的违法经营成本怎么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刘平无奈地说。美国2009年时发生了一件著名的音乐版权侵权案例，明尼苏达州地区法院判定身为侵权者的单身妈妈向唱片公司赔偿192万美元，平均每首歌的赔偿金额高达8万美元。中美在著作权侵权案中的判罚力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