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到了极微妙时期

章玉贵

一向备受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秋季年会，今年似乎显得有些冷落。

表面原因是，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此番并未派遣四大商业银行负责人出席会议；而进一步原因，则是面对一锅乱粥的全球经济，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各国财经领导人，始终难有大的作为；再深一层次的原因则是：昔日头顶太多光环的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如今留给世人的最大印象，却是越来越力不从心，至今未有太多富于长远眼光的、建设性的行为安排。

不错，几天来IMF依旧在卖力地发布世界经济情势报告，也不忘对中国经济走势指指点点。表现敬业的拉加德，其经济学修养与驾驭IMF的水准确实一点也不差。但在笔者看来，战后以来一直享有太多优越感的西方财经领袖和金融家们，这几天似乎难掩失落之感。因为假如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发生，假如经典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欧陆国家如今没有受困于欧债危机，假如美元支付体系依然拥有强大的活力，假如曾是全球经济之光的日本一直保持稳健发展趋势，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财经官员毫无疑问仍会是当今全球经济舞台的配角。优越感十足的G7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大概少不了又要在本次年会上对中国等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曾经是全球经济最主要增长动力以及主要经济与金融符号把持者的发达国家，怎会料到居然已成全球经济的重负！可不是吗，连拉加德也承认，欧洲仍然是全球危机的“震中”，最急需政策行动。于是，本周一，总额达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正式启动，西班牙成为优先援助对象，以防止表面强大实际虚弱的欧元区经济大面积雪崩。不过，要拯救悬崖边的欧元体系，单靠砌好这堵金融防火墙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财政联盟最终建立，以及区域层面上在促进增长、就业和竞争力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进，也未必能帮助欧陆国家找回昔日辉煌。或许，今日欧洲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是欧洲古典资本主义在称雄并把持世界经济300年之后面临的范式危机。当然，拉加德同样认为，美国也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危机，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最优解药。这些年来一直在饮鸩止渴的美联储，如今除了不断打开货币水龙头之外，并无他策。还是曾在华尔街浸润两年的中投（CIC）总经理高西庆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说得直白：美国金融创新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他人口袋里拿钱。

是的，作为由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在现代经济乃至政治参与中的行为边界不断扩大。尤其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虚拟经济大行其道时，世界财富观念更演变成对金融资产的追逐。金融资本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运作力量在财富增值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无休止的金融创新的卵翼与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资本在缔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的同时，也把本应是经济发展最扎实根基的实体经济挤到了一边。以至于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美国政府的经济高官认为，仅仅靠金融资本就足以统领全球经济。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号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实力，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其中以信贷违约掉期（CDS）为代表的全球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值一度高达600万亿美元以上。而从美国金融霸权的支撑体系来看，美国在掌握金融话语权的基础上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操控迫使其他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着美国起舞：接受国际金融惯例变成一种必须与乐意，在规则、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接受美国的主导并因此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金融创新的冲动，被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遵循行情的商业思维所俘获。

如今，国际金融秩序变迁正处于极为微妙的时期：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全面检讨现有金融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弊端，进而拿出负责任的前瞻性经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等金融主导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尽力拖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尽管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始终在呼吁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框架，包括要求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和话语权、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定权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设计份额和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除了反映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应前瞻性地考虑能够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以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发达国家尽管也要求改革，但他们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并不会真正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更不愿放弃在投票权上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全球主要金融危机的反思，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国际金融的稳定，以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受损害。

当前依然严酷的金融生态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深刻地凸显出二战以来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角色承担者的IMF，尤其是全球经济“稳定器”的美国，事实上已无法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与可持续的制度环境。所以，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设计与秩序重建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改革注定是多维的战略博弈，既需要重大事件发酵提供时间窗口，更需要替代力量、工具的发育，尤其要破除特权惯性的约束。或许，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壮大至足以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时，他们所希望的改革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制度设计议才有进入执行层面的现实可能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