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北欧高福利国家模式

瑞典人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瑞典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在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其实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来。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在瑞典历史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当时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的平台，这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改革的重点所在，而且直到现在这两点还是北欧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一开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甘心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给小孩的补贴，每个家庭都有份；医疗保险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若干原来由资本家控制的职能。而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目前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如果要理解，他们这套体制，举个例子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社民党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回过头来看，瑞典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体制对财富积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凡是应得到各项福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

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国突出的表现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巳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促进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