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基金公司频换帅现“帮派式”生存法则

每经记者 魏玉卿 发自北京

方正富邦在经历总经理变动后，14日公告旗下创新动力基金增聘了一名基金经理，公告显示，该基金经理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显然属于“新手”上路；而国金通用在经历总经理变动之后，终于推出了首只基金，虽然头顶发起式的光环，但首任基金经理同样也是由一位无实战经验的行业分析师担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基金公司高管的接连离职、上任，与核心投研人员的流失、增聘，这二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帮派”式流动在众多中小基金公司中似乎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国金通用“中邮系”集体奔长安

今年7月离职的国金通用前总经理王文博曾任职广州证券监管局、广州证券，后加盟中邮基金，担任副总经理，在2007年9月辞职后不久，便投入了国金通用的筹备工作，这也可能是中国基金业历史上筹备期最长的公司，直到2011年11月公司才正式注册成立。

在筹备期间，王文博招募了一批曾经有过共事经历的来自中邮基金的同事加盟，先后有——中邮前投资研究部总经理吴富佳，在国金通用筹备期间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投研总监等职；国金通用基金公司筹备期任基金经理助理、风险管理部负责人雷宇及府春江；原中邮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王磊等。

显然，从投研人员的构成看，国金通用在初期形成的是以原中邮系人员为核心的投研团队。但在漫长的筹备期后，上述人员陆续离开，这些中邮人员基本都转投长安基金，在长安基金形成新的“中邮系”。

对于王文博的离开，媒体曾做了报道。一位业内人士从内部角度这样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道来，“在新产品即将发行之际，投研开始成为公司的工作重点，缺乏了原中邮系投研团队的支撑，王文博的影响和作用就日渐走弱，其离开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从《每日经济新闻》曾经报道的长安基金高管离职来看，原总经理曹阳之所以离职，除了基金发行困难的客观原因，有基金人士告诉记者：“也与后期中邮系人员全面掌控了长安基金的投研部门有关。”

老“华夏人”再聚首

在中邮系人员纷纷离开后，另一个老“华夏系”似乎正在国金通用产生。

按照国金通用高管变更公告，接任总经理一职的是督察长尹庆军，而接替尹庆军新任督察长一职的是李修辞。从简历看，李修辞最开始起步于华夏证券，担任分析师，随后进入中国证监会，从今年2月正式加盟国金通用，任总经理助理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后任督察长。

记者了解到，从当前基金业的情况看，一些基金公司的督察长在投研业务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对于公司投研业务的影响力很大。

某基金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从基金业看，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的缺陷。作为构成公司良好运转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很重要，但在不同基金内部形成了很多差异，如有的强调风控、有的重视投研。在很多基金公司，督察长的位置很尴尬，但在一些中小基金公司，督察长的地位很高，直接对投研业务发号施令。”

另一个“巧合”的情况是，益民基金的投资总监温震宇两个月前转投国金通用基金，担任投资总监。从简历看，温震宇曾任职于华夏证券，担任高级研究员，后在大成、泰达荷银、工银瑞信等基金公司担任过基金经理。

记者注意到，当某基金公司的高管离职就任新的基金公司后，一般都乐于召集当年的老部下、老同事再次共事。一方面是当年形成的友谊，希望在新的平台上更有收获；另一方面则是对老同事的能力、为人更熟悉，有利于更及时地在新岗位上投入工作。

这样的集体流动在中小基金公司中显得尤为突出。据了解，如今年5月吕宜振卸任天弘基金投研总监，出任万家基金副总经理，同时加盟万家基金的就至少有三名原天弘基金的投研人员。

“帮派式”生存法则能否有效？

“这种情况确实是基金业的潜规则，在很多基金公司都存在。”上海某基金行业研究员如是说，“虽然我没有做过全面统计，但行业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在就任新公司后，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就成为新岗位人选时的第一考虑。”

上海某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很直接的认为，这是当前基金市场存在的“乱象”：“当前很多基金公司被近乎帮派的形式所控制，很不利于基金业的正常发展。这需要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毕竟基金业关乎到众多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不应成为某些人拉帮结派的地方。”

另一基金人士则不同意上述意见：“不能根据集体转投就简单认为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有弊。”对于投资者而言，无异于是关注对收益可能造成的波动会有哪些。从业绩上看，以天弘基金为例，在“华夏系”进驻后，旗下7只基金（包含偏股型、债券型）从今年以来截至到7月，均取得了正收益。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观察，无论基金业内部人士承不承认存在拉帮结派的现象，这种情况着实存在。当一个基金公司的团队集体流失、新团队“空降”后，原有的投研人员必然受到冲击，也在短期内不利于公司的业务。原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也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