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加快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2.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一，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二，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三，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切实提高到25%左右，将会有几万亿资金，能大大弥补养老资金的缺口。

3.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第一，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对城市公用事业，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60-70%的投资来自社会资本，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成为主要部分，才有可能使投资适应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

关键在于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从总的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对经济转型将十分不利。

1.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经济社会转型全局。

未来20年里我国保持8%的增长速度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不利；第二，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好转，导致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大。如果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因素。

2.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客观地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某些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

第一，GDP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9%。第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财政增长平均在24%左右，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倍左右。第三，国有资本扩张速度快于GDP增长。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

3.着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

第一，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社会主体。中产阶层具有稳定的职业和中上水平收入，而且收入稳定。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费约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

第二，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未来1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中产阶层比重至少应当在40%左右。

第三，推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纳税的主体是需要尽快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在结构性减税上破题；建立健全居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政策具有稳定的预期和现实的保障；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体系。

4.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

公开透明是理顺收入分配最基础的制度。如果公开透明做好了，从“三公”经费公开开始，很多事情都能寻求较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这是杜绝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体系的前提。

第二，逐步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决心和判断问题。推进财产公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建设，对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第三，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以加快“三公”经费公开透明为重点，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对降低行政费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