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不断释放出启动若干项目、甚至投资多少万亿元的信息,一个个地方版的“N万亿”政策似乎正悄然启动。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仍迷恋于投资拉动型发展路径,大干快上式的发展思路未有实质转变。分析人士认为,应彻底摒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思维模式,莫继续沉迷于“万亿情结”。当前需要的并不是着急拿出庞大的“投资清单”,而应让市场在引导投资中发挥基础作用,实现投资增长由政府主导向企业自主增长转变。
联系到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最近三年来首次“破八”,地方的这些大手笔投资计划背后的“稳增长”意图十分明显,但其中诸多细节值得仔细拿捏,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变“稳增长”为“保增长”,甚至要“稳中求快”、“弯道超车”,“以量为纲”的传统投资思维烙印相当明显。
从一些地方已公布的投资计划来看,呈现出投资额高、基础设施建设占比大的特点,而投资结构和内涵与过去相比并未改变多少。以长沙为例,该市公布的195个重大推介项目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城市硬件设施,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平摊到每年是1658亿元,远远超过去年长沙的财政总收入668.11亿元。这恐怕并非孤例,有研究者测算出现在大概有50个城市宣布要开挖地铁,可以为中国创造5万亿元的基建支出。
当然,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域需要进一步投资,扩大投资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因此,警惕新一轮地方投资潮更准确地说是要警惕低效益的盲目投资。一些地方热衷于“面子工程”而对区域发展和民生发展的“里子”着墨很少的情况并不鲜见,其他一些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回避。
一者,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对投资回报率并不敏感,这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恐怕难以获得较好回报。同时,受限于公共产品定价的非市场机制,许多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启动后,无法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些新投入项目如果无法实现正收益,将进一步引发各界对地方债务危机的担忧。今年各个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期,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者,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将对民资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将接棒房地产,继续拉动对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需求,从而挤压其他工业部门发展,延缓产业结构调整,甚至进一步强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三者,长期以来对于投资的迷恋正导致投资效率下降。研究显示,虽然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但投资效果系数特别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投资效果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投资效益低下且不断恶化。有学者估算,在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资1.78元,但到2010年已增至5.99元。
分析人士认为,从政府角度看,投资确实是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比较快的手段,可以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绝不只是周期性问题,更是结构性问题,盲目扩大投资并不能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用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办法来应对长期问题的风险极大。
首先,各地应审视和定位政府的投资职能,让市场在引导投资中发挥基础作用,实现投资增长由政府主导向企业自主增长转变。只有发挥市场机制,让民间资本发现投资机会、分享增长成果,才有可能实现投资的可持续性。
与“扩投资”相对应的另一项积极财政政策是实施结构性减税,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自主扩大投资的动力,方能较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应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适当向民生领域特别是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领域倾斜,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化解抑制消费水平提升的难点,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创造条件。
政府投资还应加大对于教育、科研等“软环境”投资力度,从提升劳动力素质入手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技术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人口红利盛宴渐行终结的今天,这一点尤为关键。
道远且艰!希望来自地方层面的“N万亿”提法只不过是噱头,不会演变成为新一轮投资泡沫。